1983年期间，他回到了延安。那是一个秋末冬初的日子，大地一片肃杀。一见到我，他就抓住我的手，他面色铁青，他说，这些天来，他脑子里只回旋着一句话，就是：“路遥啊，你的苦难是多么深重呀！”他在延安待了3天，为了安慰他，我在宾馆里陪他住了3天。我说：“作家是永远不会被打败的！充其量是回到延安来吧。我永远是你的朋友。”3天之后，那个有霜的早晨，我又用自行车将他带到了东关车站，送上长途班车。一些天后，我为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先发表在《星星》，后来收入我的诗集的首篇。

说起诗歌来，附带说一句,《人生》发表在杂志上后，路遥将杂志拿给我，他有些不自然地说，里面用了你的诗，你不会介意吧?我说，我不会介意的，我感到荣幸。“不过，”路遥接着机智地说：“是书中一个叫黄亚萍的人物，偶尔读到了你的诗，抄到笔记本上，送给高加林的！你去追究她吧！”说完，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6、?读者读到这里，也许会认为我们是平等的。我想说读者只判断对了一半。是的，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尤其是对我来说，我的娘肚子里带来的那种独立不羁的性格，不愿意让任何人来制约我。但是，在文学这个技术性问题上，我一直视他为导师，他的“对自己要残酷”的名言，一直成为我鞭策自己的一条警鞭。在陕北这块土地上，他永远是第一小提琴手。有几次回到延安，他用嘲笑的口吻对我们这一群说：“你们都在忙些什么呢?为一些不值得的事情苦恼和愤愤不平。你们不如抛开这些，去写自己的作品，一天写出两千字，一个月就是一个中篇了，再用一个月的时间修改和抄出来。发过几个中篇后，谁也就奈何你们不得了。”他这些话总给我以教益。

这里我记起了一件事情。1985年春节过罢，我去省作协小住、改稿。路遥领我到门房，去讨客房的钥匙。或许是门房老汉不想给，或许是他真的不拿钥匙。他支吾其词，说是等一等，他去寻钥匙。路遥听了，不再理他，径直走到客房门口，大吼一声，用肩膀将门推开了。“你就住在这里！”他说。

7、?路遥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也许，他的本身，比他小说中的任何人物都更精彩、更复杂和更具有文学的独特性，可惜，他英年早逝，没有可能再去表现这一切了。这是整个人类的损失！人类整体利益的损失！我曾经多次给路遥说过，我说，如果让你经受一次大的打击，脱离现在的生活轨道，而走向内心反省，一定会有比《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更为精彩的伟大作品出现的。这次，命运为他提供的打击是疾病，可惜，他没有能战胜它。我在无限的惋惜哀痛之余诅咒命运。

患病期间，我曾三次去看望他。两次是在延安，一次是在西安，第一次看他时，我将洛川县委书记送给我的、自己舍不得抽的一条红塔山带给他，妻子说医生肯定不让他抽烟的。我说，只要他是路遥，只要还活着，他就一定要抽烟，果然，他欣喜地接过我的烟，开始抽起来。路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就是作家的悲剧，我愿意用一切得到的来挽回它(指身体)。他要我一定要珍惜身体，最好去医院全面检查一下。他接着问起我的孩子的情况，他说他该上四年级了吧。他说疾病使他的人生观彻底改变了。他爱天下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说这话时，他眼里噙着泪水。我坐在床边，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他说不要这样，传染。但是我一直固执地抓着，直到离开。看到在床上蜷成一团、瘦得不成人形的他，加上这间充满压抑感的小屋，我想起《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在狱中的最后情景。我终于没有能抑制住自己的眼泪。“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了？”我说。第二次，是我陪王巨才同志去看他的。第三次，是在西安，我从北京回来，专门在西安逗留了一天，请远村领路，去看他。结果没能见到他。医生让留个条子。我在条子上说。路遥兄，所有的朋友都祝你好，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一定会迈过这个门坎的。我将为你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