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几天，我去省作协开会，前去探望，仍然没能见到他。13号晚上，听到见到他的作协领导说，路遥状况很好，每天能吃四两饭了，大约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后来，观胜又来了，说路遥曾谈到我，说：“建群是个好人！”这是路遥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了。谢谢你，亲爱的朋友。我是在15号离开的，路经黄陵，在那里讲课，我欣喜地对朋友们说，路遥好多了，他终于跨过这个门坎了。谁知，就在第三天头上，他竟然撒手长去。

今年(1992年)3月，我葬埋父亲，路经西安，曾经见到他。他的小了一圈的蜡黄的脸，他的像灰烬一样贴在头皮上的头发，很使我吃惊。我问他是不是有病。他摇了摇头，说是创作期完了后正在恢复。行色匆匆，我留下家里的电话号码给他，就离去了。这几年，我们接触少了。我一直认为，他大约是头戴荆冠，怀抱鲜花，身边拥有一大群崇拜者，生活得很惬意，这几天看了一些悼念文章，才知道他这几年的境况那么狼狈，可怜，那么，他为什么掩饰自己呢?为什么不能像十年前那个寒冷的秋天那样，握着我的手，说一声我很苦，我需要帮助，请你再为我长歌一曲呢?如今我感到深深的内疚，如果我能至死至终地守在他的身边，也许，他不会那么悲惨和凄凉地死去的。然而，现在，说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昵?

8、?路遥在《平凡的世界》接近进入实际创作阶段，曾经就小说的大体轮廓，与我有过几次通宵达旦的长谈。他说这种长谈很有好处，可以帮助自己完善作品和人物。记得，那时候，他还将小说的总标题定为《走向大世界》，将三部分标题分别定为《黄土》、《黑金》、《大世界》。他后来是怎么灵感突来，选定《平凡的世界》这个既有覆盖性，又有深刻内涵的雍容大度的名称的，我不知道。我现在将这些写出来，也许会给文学提供一点史料吧。后来，我又陪同他到黄陵店头煤矿，到矿井里去采访了几天，收集素材，以求达到准确的描绘。

路遥是新时期文学重要的小说家，我想我的这个估价应当说是公允的。路遥作为一个有感召力的形象，将不断地刺激这块黄土地上新生一代的梦想，我想这也是确凿无疑的。

9、?陕北，这块焦土,北斗七星照耀下这块苍凉的北方原野。我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各种因索，使这里成为产生英雄和史诗的地方。原因之一，是物质的贫困滋生了人们精神上的丰富想象，一个乞丐的梦最富有，一个小学生在学了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后，光着脚丫跑到黄河边，等待着这样的金鱼出现；一个中学生饿着肚子站在夜空底下，想象着那颗运行的星上载着加加林少校。这种想象力，是苦难给予陕北人的补偿。我曾经陪着一位地委副书记下乡，当招待所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时，他释然说，我是要饭出身，这样的伙食，我还有什么弹嫌的？光为了他这句话，我一直从那时肃然起敬到今天。原因之二，我认为这是民族交融的缘故，即就是路遥而论，他的身上明显的有少数民族的特征。我曾经望着他耳朵眼里的那一撮毛，说他一定有匈奴的血缘(我的另一位朋友，杰出的散文家刘成章，就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有匈奴血统)。马克思说过，民族交融有时候是历史前进的一种动力。陕北的各种大文化现象，陕北人性格中那种显明的优点和缺点，也许只有用这种民族交融的原因才能解释清楚。第三种原因，我想说是历史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追溯到光辉十三年的毛泽东，追溯到罗宾汉式的英雄(斯诺语)刘志丹、谢子长，追溯到斯巴达克式的悲剧英雄，横行天下的李自成，甚至一直远溯到民族蛮荒时期的半人半神人物公孙轩辕。

我在刚刚完成的长篇《最后一个匈奴》中，试图对这种人类类型心理进行分析。小说曾经有一个题记，看过病危的路遥后，我对命运的这种不公正勃然大怒，换了另外一句话用作题记，以志我对命运的蔑视和死亡的抗议，这句话是，“让我像白天鹅歌尽而亡! ”我节省下来的这原来的题记，我将它献出来，写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