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不是空中楼阁，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必须经过市场的验证，在流通过程体现出来。因此，那些印数甚巨、发行量很大、码洋很高、能被市场认可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那些能经受住市场考验的作家，就是成功的、优秀的作家。”

虽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很有市场的一种文学价值观，但也实在是一些本质上反文学的理念。因为，好的作品当然可能是洛阳纸贵、获得市场成功的作品，但商品价值不过是文学的从属价值，而不是主体价值。所以，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作家很有名，但并不优秀，有的作家很优秀，但知名度并不高；同样，有些作品很畅销，但并不优秀，有些作品很优秀，却并不畅销。因此，对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观，我们要保持警惕的态度，因为它不仅会导致文学评价上的鱼目混珠，而且还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学沦为“拜钱教”的牺牲品。

“未来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即‘创新’，即对传统的‘超越’。真正的文学是指向‘未来’的文学，而只有敢于在文化上‘弑父’的作家，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家。因此，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怀疑并否定传统，必须改弦更张，另辟蹊径，发明一种全新的写作技巧和叙事策略，重建一套从未有过的价值体系，甚至像罗伯－格里耶那样把人当做物来写，都是应该鼓励的创新。”

然而，这种庸俗的进化论思想和盲目的“拜新教”倾向，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蔑视和抛弃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文学传统，却对西方的“现代”观念和“新潮”方法，低首下心，顶礼膜拜。“现代主义”的作品，被当做新的文学“圣经”；“现代主义”的“大师”，被想象成引领中国文学走出埃及的摩西。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个作家倘若要做一个“传统主义者”，要利用那些旧有的经验进行写作，就需要有清醒的头脑、稳定的立场以及承受误解甚至嘲笑的勇气。

事实上，反传统的“未来主义者”似乎没有弄清楚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文学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进化论现象，因而，高度信息化的电子时代的文学，也并不比前工业化时代的文学更高明、更先进。这样说，并不是贬低人类的创造力，而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文学的变化和发展，有着不同于科学的轨迹和模式：如果说，科学发展是淘汰式的，即通过否定性的超越，来开拓前行的道路，那么，文学的发展则是累积式的，即通过肯定性的吸纳，来强化、提高创造的能力；如果说，科学的发展呈现出“线性”的延伸状态，新的必然要比旧的更高、更深，那么，文学的发展则表现为“面性”的共存状态，旧文学完全可能与新文学一样好，甚至比新的更高、更好。因此，南非人类学家麦克斯·格拉克曼说，科学“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文学上，即使“这一代”的天才，也不可以用“超越”这样的话，来表示对“上一代”的轻慢，因为，“这一代”的“天才”，未必较“上一代”的“天才”更高明、更优秀。

好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路遥，谈谈这个对我们理解“真正的文学”和“优秀的作家”，提供了“支援意识”和经验资源的人。在路遥身上，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宝贵的经验，可以得到重要的启示。比照路遥，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的问题，也看见了应该选择的一种方向和路径。

显然，路遥既不是无可无不可的相对主义者，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唯美主义者；既不是利用“性”作诱饵谋求市场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者，也不是目空一切的“未来主义者”。那么，路遥是什么样的作家呢？有的作家让人羡慕，但却不让人尊敬——路遥不是这样的作家；有的作家让人尊敬，但未必令人羡慕，具体地说，没有谁愿意像他一样生活——路遥或许就是这样的作家。路遥是一个把自己献给文学事业的苦行僧般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具有诗性情调和英雄气质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充满责任意识的“为人生”的人道主义者。如果说，《幻灭》作为书名，像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所说的那样，是“富于巴尔扎克特征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说是巴尔扎克所有作品的书名”，那么，《人生》作为书名，则是富于路遥特征的，它完全可以说是路遥所有作品的书名。当然，如果再加上“困难”、“平凡”，那就更能概括路遥文学创作的精神特征。“人生”、“困难”、“平凡”，路遥书名里的这些关键词，彰明较著地显示着路遥是什么样的作家，显示着他的文学立场和创作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