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路遥有着明确的目标感和良好的道路感。他相信文学是有用的，是改善人类生活的伟大手段，真正的文学都致力于向上提高人类的生活。他知道文学的发展不是“弑父”的结果，而是一种你中有我、血脉相连的代际传承，所以，他对悠久的文学传统和现实主义大师充满敬意。他懂得怜悯、同情和爱的情感对于文学的意义，所以，虽然他有过少年时代被寄养的伤害记忆，体验过贫穷的屈辱和饥饿的折磨，经历过严峻的人生考验和严重的精神危机，但是，他没有被不幸和苦难摧毁，没有变成自哀自恋、怨天尤人的“恨世者”，没有把文学降低为羞辱别人和发泄不满的工具，没有把写作异化为彻底意义上的“消极写作”，而是努力克服冷漠、仇恨和敌意对自己的影响，对一切生命都心怀善念，把爱变成了一种稳定的世界观，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赞美和热情的态度——他赞美大地，赞美天空，赞美一切美好的事物；他热爱生命，热爱人们，尤其热爱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受苦人”。他知道文学的生命和价值源于精神世界，而不是来自“肉体”，所以，在他身上，没有风流名士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放纵和高自标树的傲慢，而在他的作品里，也看不到某些作家对“性景恋”的近乎疯狂的渲染，对女性的近乎野蛮的羞辱和伤害——路遥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表现上，充满对爱情、友情、亲情等美好的人类情感的诗意描写，虽然从艺术上看，他的描写有时尚显稚拙，甚至存在严重的问题，但却是那么真挚，那么朴实，那么感人。

是的，正是在“先锋文学”的狂风横扫一切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路遥；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路遥。他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形单影只，静静地看着那些“弄潮儿”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他镇定而自信。他知道自己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考验。他经受住了考验，用他的话说，就是没有被来势汹涌的浪潮“裹挟而去”。他获得了成功，得到了赞许和奖赏，但也经常被人误解甚至被嘲笑。他被许多人当做一个文学观念滞后、创作方法陈旧的“落伍”作家。那些被“新观念”武装起来的批评家，怀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那些受新潮批评家影响的编辑，拒绝出版他的作品。勃兰兑斯说，巴尔扎克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被他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就连圣伯甫那样杰出的人，也不能理解他的伟大，但巴尔扎克依然“过着孤独的生活”，“他违反巴黎习俗，不采取任何步骤使他的作品获得赞扬”（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第2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1月版）。路遥也是这样。虽然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但是他拒绝妥协。我听一个与路遥过从甚密的朋友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当着路遥的面说：“你的作品语言不好，就没有人家某某某的语言优美。人家那语言，才是文学语言。可是，在你的小说中，找不到一句人家某某某那样的语言。”路遥在最后的发言中回应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我只想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所以，如果我的作品中哪怕出现一行某某某那样的文字，我都要坚决地把它划掉。”这位朋友说，路遥当时很激动，说道“划掉”的时候，右手做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动作。路遥的坦率、清醒和执著，令人悄焉动容，肃然起敬。

我经常听到一些“纯文学”批评家贬低路遥的作品，说路遥缺乏“才华”，说他的作品“文学价值”不高，不是“真正的文学”。在我看来，这种简单而诬妄的评价，是对路遥最大的无知，是对路遥作品不公的误解。固然，英年早逝的路遥，还不是大师，他的作品也没有达到经典的高度——他的作品，最好的是《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和《早晨从中午开始》，至于《平凡的世界》，则仿佛一盘樱桃，一半是成熟的，一半是青涩的。那青涩的一半，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热情稀释了他的冷静，是因为他把善良变成了无边的宽容，是因为他用自己圆满的想象置换了残缺的现实，他因此丧失了观察生活的深度，丧失了批判现实的力度，失去了分析人物心理的尖锐和准确，失去了控御文字的节制感和分寸感。然而，成熟的那一半，却是那么新鲜，那么姣妍，那么令人喜爱——仅凭这一半，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优秀的作家，也足以证明他的这部作品是有才华、有价值的作品。不仅如此，就整体来看，他的朴实而亲切的才华，充满一种强大的道德诗意和美感力量，乃是一种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精神现象，因此，很值得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