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清清楚楚，里面在开社员大会，我一个人在门外徘徊，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感觉开会时间很长很长，其实最多也就是半小时，可我太紧张了。这时队长从里面出来，他朝我笑笑，说你去考吧！就这么一句话，我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黄蓓佳说，她考试并没有太费心思，考得比较顺利。只是在扬州参加高考阅卷的父亲对她有个要求：每天考完后，把答完的题写信告诉他，好让他估估分--老头子虽不在女儿身边，可心里比谁都着急。黄蓓佳说她每天考完后，竟能在当晚把所考内容一字不漏地再抄出来给父亲寄去。几天后，父亲来电话告诉女儿：基本没问题。有父亲这句话后，女儿就放下心了，干脆从此不下地了。在等候大学录取的消息到来的时间里，她动手给父亲织了一件毛衣。毛衣织好时，知青朋友也欢天喜地地给她送来入学通知书：北京大学。没错。黄蓓佳打开入学通知书看了第一眼，更是激动得直发抖：她没有想到她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这正是她梦想却又怕没把握而不敢在志愿上填的专业啊！

"那次高考太有意思了。我们江苏共有三人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有一个同学喜欢法律，结果把他放在中文系，而毕业后又把他分配到了省政法委。我呢，上了北大中文系，结果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外事办。我不高兴，因为我想当作家，所以拼命地写啊写，结果就一直到1984年写到了江苏省作协当专业作家。"

黄蓓佳说，她到北京走近自己"梦中情人"--北大的校园时心律加快了好多好多，因为以往梦中的北大仅是个概念，就像对皇帝头上的那顶皇冠的认识一样，可进了北大校园后，黄蓓佳发现这儿太大了。她当晚写信给父亲，说北大大极了，就像我们家的县城一样大！这位江南才女入学后就忍不住又动笔写了一篇感受上大学的作文，后来这篇文章被很多报刊转载了。当时没有稿费，到了1978年才有，她因此收到了后来转载她文章的《山西青年》寄来的七元钱稿费。"七元钱就非常了不起了，是我一生中第一笔稿费呀！我用它买了一个铅笔盒，一本字典。铅笔盒伴我度过了四年北大读书时光，小字典至今我还用着……"黄蓓佳说着从书房里拿出那本已经很旧很旧的小字典给我看，她坐在沙发上久久抚摸着它，就像一下子重新回到了当年走进北大的那段难忘日子。

我知道在我们今天的作家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跟黄蓓佳走过的路非常相似。他们从小就有当作家的梦，而正是恢复了高考，才使他们真正有机会实现自己当作家的最终愿望。

那年与黄蓓佳在北大同班学习的陈建功就是其中之一。他现在是我的兄长兼上司，是国内外很著名的作家了，还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建功上大学之前当了十年挖煤工，过的苦日子比谁都多。1968年，刚高中毕业的建功还在北京城里"闹革命"，一天，突然有一个同学告诉他：京西煤矿来招工，我替你报了名，你去挖煤吧！建功就这样去了煤矿，这一挖就是十年。到矿上后，他喜欢动笔写些东西，又喜欢发表些自己的见解，所以矿工们很欣赏他，工农兵学员招生时，大伙推荐他，但一到党委那儿就没他的戏了。特别是有一天他从岩洞里挖煤出来，看到太阳刚刚出来，就猛然吟起《日出》里的一首诗："呵，太阳出来了，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然后伸伸懒腰。这事被"有心人"知道了，于是他便有了攻击"红太阳"的罪名。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他那个矿上时，建功表现得并不特别，因为他当时并不太了解时势的变化，只知道自己和被打成"特嫌"的父亲一样是个"反革命嫌疑"，他因此抱定当个工人作家就是自己最好的理想了，而且当时文艺界都认为作家必须是从基层生活中才能培养出来的，学院那种地方不可能出作家。母亲知道了儿子的想法便不答应了，说什么也得让儿子"赶考"一次。建功说妈我现在连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都不知是什么了，怎么个考法呀？他妈说你不会找两本书看看！

"这年秋天，我便开始了一边上班一边温习功课的生活。当时我们矿的知青中大约有一半人都在温习。"陈建功回忆说，"离校近十年，我的数学已经忘了很多，但经过温习有不少也渐渐看明白了，但对最大值最小值的公式我却始终搞不明白，也不肯背。当时和我在一个工棚里住的有个叫黄博文的，他数学挺好，我就发牢骚，我说这太复杂了，我背不下来。他说建功我教你一招，你呀不要按它的公式，你就用y，用导数来解。他也问我，作文怎么开头好呀？我也教他一招，我说你看题目沾不沾边，如果沾边你就可以写成一封信。1977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天还未亮，我们矿上用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些参加高考的矿工拉去考试。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看见寒星还在天上闪着，山路非常崎岖，卡车似乎开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一个特别衰败破烂的院子，这是一所学校。我们都知道，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到了。第一门是语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一出考场，黄博文就紧紧地拥抱我，他说你给我出的主意太棒了，我果然是以给我爸妈写信的形式写的。最有趣的是，考数学时也有两道题是最大值和最小值，我也就稀里糊涂地用Y公式套用了一番，答案果然很快就出来了，我的数学后来居然得了95分……听说自己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的时候，我正在筛沙子，更确切地说，那位工友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时，我正在仰面朝天，躺在沙子堆上晒太阳。我记得听他说完了，当时我似乎淡淡一笑。接着，我又翻了个身，我还想晒晒我的后背。那人说你怎么这样？我说着什么急，反正跑不了。直到我的后背也晒得差不多了，我才爬起来去领我的录取通知单。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儿后怕，那年我也只二十八岁，我的心就已如岩石般粗糙了。我的成绩平均在90分以上，总分在我们班是第四名第五名的样子。最为滑稽的是我的语文得分最低，只有80多分，其中作文失掉的分最多。大概因为我把作文写得比较花哨，写成了文章，而教师判题时却是按照作文规范要求的。听说北大要录取我时，还很疑惑，特地跑到招生办询问：这个人为什么语文分数最低，而别的分都很高？招生办的人好像说的是，这个人可能是个写文章的人，简历上说还发过作品……"

那年大考中，像陈建功这样进大学门前后有过奇特经历的，不止他一人。

郑晓江，1978年考入江西大学。现在他是南昌大学教授、校报主编，在生命社会学科方面是国内知名专家。他在给我寄来一堆他的代表作时，随信告诉了我他那年参加高考的一份难忘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