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挤在一辆破旧的井冈山牌货车的边缘上，手紧紧地抓住车厢板，极力屏住呼吸，抵挡着阵阵刺鼻的臊味。

在铅山县参加高考后，我好不容易硬挤上一辆回武夷山垦殖场的车子，谁知它装了一只橡皮做的大氨水袋，车上人多，路又颠簸不平，不一会，氨水溢出，满车冲鼻刺目的气味。我透过盈眶的泪水木然地盯着路旁一排排往后飞奔的小树，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年初，我和姐夫的妹妹郑红返回了阔别十年的南昌。我这个被戏称为"山里的猴子"的人，对这个变化不算太大的城市突然有了一些说不清的恋情。郑红和同学整日陪我在平整的马路上东逛西跑，晚上则去看《雷锋》、《地道战》、《地雷战》等老电影。这种生活与我在山中出门就攀坡、晚上早早上床睡觉的生活有天壤之别。郑红的母亲在饭桌上一边给我夹菜一边盯着我说："你就一辈子呆在山里吗？"这话像箭一般直刺我的心脏，就是这一瞬间，我突然下决心：是应该从山里蹦出来，改变改变了！

这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回到西坑分场后，我凭着几本复习资料和1977年全国各省的高考考题汇编，开始紧张的考前复习。白天我到茶场去工作，区分茶叶的等级，照看整个茶叶制作工艺的过程，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苦苦攻读。

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太多了，似乎难以克服。我在农村中学读书，物理课讲农业机械，化学课讲农药的使用，数学课教大家怎么拨算盘，而语文课的教材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我的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况且高考必试科目的地理、历史我压根儿没学过。没办法，拼了。我便把各门课程的内容分写在小纸条上，吃饭时背，走路时默，上厕所也拿着一大叠纸条。三个月过去了，武夷山垦殖场参加高考的五六十名知青和总场中学应届毕业的八十余名学生同赴铅山县正式考试。

天气炎热异常，挥汗如雨，许多题目我简直不知如何下手。语文考卷竟然没有作文题，只有一道什么"改写"题。上面印了一大段文字，要求改写成另一篇文章。我的妈呀！我从未听说过什么叫"改写"，应该用原文里的话写？还是纯粹用自己的话写？连这一点我都搞不清楚。踌躇半天，只好提笔硬着头皮写吧。每考完一场，众多的考生便围着送他们来的老师激动地议论着考试内容。人头攒动，教师侃侃而谈，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踮着脚吃力地捕捉教师和那些趾高气扬的应届生说的一字一句。我的天哪！好像每一题的答案都与我写的不一样。越听越沮丧，越听浑身越乏力。

坐在这该死的氨水车上--大家沿途这么诅咒着，总算回到武夷山垦殖场，再换乘手扶拖拉机，傍晚时分，我进了西坑分场。不愿惊动任何人，我轻手轻脚地回到房间取了内衣，来到平日我常去的溪流边，衣服也没脱，纵身一跃，扑通一声，全身没入水中。憋着气，直到肺部要炸开，再探头出水，猛地吐出满腔恶气，定睛遥望溪水对面的崇山峻岭，叹了一口气：这一辈子就呆在这儿吧！

天蒙蒙亮，我又起床坐在溪水边发呆。山上的薄雾还未全散，一丝丝，一缕缕，或飘浮在山腰，或缠绕于翠竹绿树，不时传来几声犬吠，山里小镇的清晨十分静谧，人们还在睡梦中。吃过早饭，我一心一意去做茶叶了。

一个月以后，我们几个知青晚饭后照例坐在分场总机房前的木椅上聊天，高考的场景似乎已被遗忘了，我也极力去忘却它。

天渐渐暗了，阵阵凉风迎面袭来，我们仍天南海北地扯着，话务员在里面喊："高书记，电话！"与我们在一起聊天的分场书记高得福起身进去，一会儿出来对我说："你考中大学了。"大伙全都愣住了，我有些眩晕，到今天我仍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当时复杂的心情。

第二天，我到场部打听消息。办公大楼前已贴出大红喜报，我的名字赫然列在红榜第一名。全垦殖场近八十人考文科，只有我一人考取。

一个多月的沮丧之情一扫而光。10月份，我出山赴学校报到，搭上一辆装毛竹的车子。坐在毛竹堆上，我用力抓住竹子，说："现在的命金贵了。"以前我从未想到珍惜这条命，不知为何，人一有了稍好的前程，连带着对生命的态度都变了……

郑晓江没有告诉我他走出大山时对生命的这种重新认识是不是后来成了他重点研究生命价值取向的一个原因，但可以肯定，那次高考成功使这个"山里的猴子"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王学文，1978年考生，现为黑龙江农垦红兴隆管理局教育中心干部、高级老师。我们来看看他的《大学圆梦》--

1977年初冬第一场雪后，村上小关校长告诉我：邓小平出山了，恢复高考，老三届都兴报名。

刚离开学校那会儿，魂牵梦绕的是想上大学。随着时光流逝，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梦。走出校门已十一年了，人生能有几个十一年？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使我丧失了当兵、招工、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随着娶妻生子、柴米油盐，我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学梦早已破灭。听关校长一说，头脑中的记忆鲜活起来。我抵不住大学梦的诱惑，扔下捆了一半的苞米秸子，借五毛钱报了名。但回家没敢和妻说，怕她不批准。

初试在公社举行。感谢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教给我的知识仍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作文题目是《旧貌变新颜》，我提笔就写："踏着松花江边初冬的第一场雪，我复员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真是意到笔随，一气呵成。监考教师一个劲地看我的手，我莫名其妙。原来十个手指有八个缠着胶布。

通知我参加复试是在半个月后，关校长到我家告诉我，12月20日到呼兰县城参加统考，并说我那篇作文在全县三千考生中考了第一，已经印发给各学校。公社文教助理到处打听这个复员兵，说以前咋就没发现呢？

妻对我说："你有本事就去考呗，啥事扯过你的后腿？将来出息了别把俺娘俩蹬了就行。"其实她最心疼的是初考时生产队里扣了我九十个工分，足足相当于春天九个工。

妻把队里刚分的豆油和亚麻籽油装了两桶，我驮到离家十五里的火车站，卖了作考试费用。为了区别二者，我在两个桶上分别贴了标签。在小胡同里溜达，见人就问：要豆油和亚麻籽油吗？就像电影里地下工作者接头对暗号一样。一中年男子叫我到他家去，他把窝头切成片，分别放在两种油里炸，和他妻子反复品尝，一致认定我搞错了。夫妇俩对我的辩解不予采纳，还教育我中年人要诚实。我妥协了，将错就错，亚麻籽油当成了豆油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