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一样。但他确实是个到处留情的人，”我小心地选择词汇，“我并不是想强调这一点，但庭审的时候的确有很多女人都提供了相似的证词。”

斯科索尼凝视着在一本标准便笺簿上涂画着一只盒子。他微微一笑，目光并未移动，露出一种狡诈的神情。

“好吧，我这么说吧。第一，他这个人从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第二，我不相信他会和一名业务上的合作者搅一起，这不是他的作风。”

“那么他的客户呢？他不是跟客户们搞到一起去了吗？”

“无可奉告。”

“你会跟你的女客户上床吗？”我问道。

“我的客户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所以答案是否定的。我负责财产计划，他负责离婚案。”他扫了一眼手表，然后把椅子推向后面，“我并不想终止这次会面，可是已经四点一刻了，我还得准备一份简报。”

“对不起，我也不想占用你的时间。我的预约这样仓促，感谢你能腾出时间见我。”

斯科索尼陪着我朝前门走去，庞大的身躯散发着热量。他为我打开门，左臂沿门框伸向高处。我再次感觉到隐藏不深的男性欲望从他的双瞳中散发出来。“祝你好运！”他说，“我估计你不会有太多成果的。”

我在路上顺便取出我为加州信实公司拍摄的八乘十的人行道裂缝照。在六张照片中，破损的混凝土清晰可见。索赔人马西娅 斯雷德吉尔申报的是伤残赔偿。她声称意外地撞在了因树根的作用和地面错位而造成人行道突起的一块地面上。她正在控告一家产权范围包括了肇事人行道的工艺品商店。该项索赔是一起“失足摔伤”的案子，不算太大，可能也就四千八百美元吧。这些包含了她的医疗费和损害赔偿金，也包括了她的误工费。看来保险公司是愿意支付赔偿金的。但他们让我做一次简单的调查，看看这项索赔是否有可能是编造的。

斯雷德吉尔太太住在一幢依山而建的楼房中。房子带有露台，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海滩，离我的住处也不太远。我把车停在了与她家相隔六幢楼的地方，从驾驶台的储物箱中取出我的望远镜。我只需慵懒地靠在椅背上就能将她的小院子尽收眼底。我清楚地看到，她并没有按常规给她的蕨类植物浇水。我对室内植物知之甚少，我只知道当所有绿色的东西变成棕色的时候意味着什么。院子中有一种蕨类植物真让人恶心。它长出细小的灰色毛爪，并开始一点点地往花盆外爬。养着这种东西的人很可能会有欺诈的倾向。我几乎能够想象出：她那所谓扭伤的腰根本不影响她举起一袋二十五磅重的蕨类植物腐质土。我对她的住处监视了一个半小时，但她一直没有露面。我过去的一个合伙人常说，男人才是侦察工作唯一合适的候选人；因为他们可以坐在一辆停放的汽车里，小心地对着一只装网球的罐子小便，以此避免不必要地离岗。我开始对马西娅 斯雷德吉尔失去兴趣了，可事实是我的小便已经憋得不行了。于是我收起望远镜打道回城，途中找了个最近的服务站。

路过征信所的时候，我又下车进去跟好友聊了一会儿。他总是允许我私下查阅那些一般不对公众开放的档案。我问他是否能够查到莎伦 耐普尔的消息，他说他会给我回话的。我又办了几件私事，然后就回家了。这一天并不是很令人满意。可话又说回来，我的大多数日子不都是这样吗？无非就是调查情况、反复核实并查清事实。这些细致的工作对我的职业来说是必需的，又几乎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埋头苦干的天性、坚持不懈的耐心，这就是任何一个优秀侦探的基本特征。多年以来，这个社会在无意之中把女人们造就成了这样一种性格。我在办公桌边坐了下来，将查理 斯科索尼的情况分别编入到几个不同的索引卡片之中。这是一次令人困惑的会面。我有一种感觉，我和他的联系不会就此结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