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我要打死你！”

他看上去像是真打算言出必行。

“你们以为你们在这里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你们这些蠢猪？”

没有人哭泣，也没有人吭一声。

“我们每天都在不辞辛苦地干活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操持着你们的吃喝。任何一个畜生都会比你们更有用！”

他继续谩骂，拳打脚踢，气喘吁吁，直到哈尔特穆特神色镇定地对他说：

“喂，这次你又找到理由了，你这个失败的家伙！”

他打他的脸，朝脸的正中间打去。随后他跑了出去。喊声在外面依然持续不停，愈演愈烈，直到在殴打之中停止。

谁把谁打得更狠一些，事后我们可以像以往那样从各自脸上的淤伤里看出来。她只有一个武器，就是指责他的一无所有。她也确实这样做了。没有亲人，没有家底，没有钱。一无所有。她竟然把自己的一辈子浪费在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家伙的身上。

直到很长时间以后，当他们由于他的离去或者说是必须离去（另一个女人明白这一点，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而分道扬镳时，我们才弄清楚，其实他们互相需要，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据说，失败者之间必须相互需要，否则出现的结果就是他们永远也做不成任何事。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这是某种极其神圣的事情。

至少事情不能持久。有多少人自视为失败者，而他们又需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去掩饰。

如果我当初遭受殴打，那么我一定会命丧黄泉。可是我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甚至从来没有遭受过惩罚，就连我的兄弟们的惩罚都没有受到过。

他们像其他时候一样把我带上，去学校，去海滩，去购物。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再次谈起这次事故，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谈起其他的那些事情。日复一日，直至今日。

每天下午，我的兄弟们都忙着从事不允许我参与的事情。足球队，我那时年纪还太小；笛子课，我太没有音乐细胞；青年活动小组，我没什么兴趣。

因此，这栋房子以及阁楼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乐园。尤其是阁楼。穿过耳房，爬上一个梯子，走不多远我就到了布满灰尘的储藏室。

我的外祖父曾经在这栋房子里饲养他的狗，如今他已去世多年。从那以后，那些储藏隔间就再也没清理过，也再没有人进去过。至少我当时是这样猜测的。

我就这样独自一个人待在那里，身处安全之中，完全没有提前回到楼下的欲望。瓶子和塑料袋堆放在一起。令我深感吃惊的是，它们的颜色都是完全不同的，却闻不到任何味道。无论如何我是什么也没闻到。

此外，我还必须极度小心翼翼地走动，因为那根本就不能算是地板。除了房子横梁以外，人只能直接踩在下面房间的屋顶上。我觉得那屋顶好像是厚纸板做的。只有中间一块四平方米大小的地方铺上了质地粗糙的木板。不过这是供别人进出的场所。我自己则是避之犹恐不及。

这栋房子有一个角楼，即使我这么小的人也必须通过爬才能钻进去，我自己的“家”就在那里。

有一天，我在那里发现了几样东西：里面装着绘画、印刷品和信件的公文包。除此之外，我还找到了一幅伦勃朗的《玛丽亚之死》和几个贝特尔曼的木刻作品。几幅只标注着“45”这个数字的画使我尤其感到震惊，主题都是毁灭、逃亡、仇恨、卑劣下流。又是这些东西，而这一次却被另一个人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并被他描绘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