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事情一下子就变得十分紧张激动。另外我还感到恐惧：在这个男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既然这样，那你现在怎么又想去那儿了呢？我们已经约好要留在家里。从咱家的花园里完全可以完整清晰地看到烟花表演的一切。”

“我不想出去。我只是想知道，现在门票多少钱。”

“现在你想知道，他都拥有些什么？到底是什么人干的？埃肯费尔德人？”

她的身上也开始流露出来那些路人、围观者、窥视狂和不负责任者眼中的幸灾乐祸。其实他们都一样。

“我也不知道，我突然觉得这个人我好像认识。”

我摆出一副忧伤而严肃的表情，这样或许更容易得到我需要的答案。

“我的确很想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

“我可以打电话问问报社，如果有人盘问我，我可以亮出还留在手里的记者证。”

原来如此。人们通常会装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来，甚至没有能力去维护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我现在充满了愤怒、激动和仇恨。那还是仇恨吗，还是仇恨的程度加深了？也许已经成了某种新的东西，一种全新的情感。这种口味是我至今尚未品尝过的。这是比激动、歇斯底里或者亢奋更强烈的一种情感。到目前为止，仇恨与兴奋从未以这种方式征服过我。我一直与我本性当中的每个细小环节和平共处，并且享受着这种生活。

“别再胡说八道了。你必须说出你的名字来。”

“说出来有什么不好？或许我想写一写这个突发事件呢。”

无稽之谈。这些年她至多写过几封信，就连对这件事我都存有怀疑。最后所有的事情，包括公务上的事情，都无一例外地落到我身上来完成。当然还有那些需要以书面形式完成的工作。

“你上次写东西是什么时候？上帝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你们安静点儿，我现在要打电话，换个别的名字试试。”

我的妻子根据经验得知，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我们的谈话就会发展成为大声的争执和分歧，最后只是胜利和失败不停地互相转换。谁有道理，谁就赢了。

这一次我立刻对她表示了顺从。

她打电话到医院，声称自己是本地小报的记者。对方也没有过多争辩，马上帮她和有关人员取得了联系，然而不是和医生，而是一位地方上负责刑事犯罪案件的警察拉斯科夫。

“请您告诉我您的名字？”

“默林尔。”她本能地回答道。

“您为谁工作？”

显然和她谈话的对象是有备而来。

“我为德意志新闻社工作，是自由撰稿人。”她坚定而自信地说道。

她明显比我想象得更有头脑。

“很抱歉，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告知您的。受害者现在生命垂危，他是被什么东西给射伤了。”

拉斯科夫先生轻信了她编的那些谎话，在法律许可与职业约束之外向她提供了不少信息。

“受害者是被谁射伤的？对方的动机是什么？采用的是什么武器？您将从哪个方向入手进行调查？”

太棒了，我想，这个女人一定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她再一次使我感到震惊。我在心里悄悄告诉自己，你对这个人完全估计错误了，我下定决心要自我改进一番。以后我要变得更有远见，做事要小心谨慎。我一定会这么做的。

“我们还完全没有开始调查，我们希望能和受害者谈话，以便能提供更多帮助我们破案的有利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