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由那些互相有交流联系的左派教授和助手推荐来的。

为什么我在这里，原因到最后我也不完全明白。但是我认识了很多类人，他们不仅仅总是探讨，同时也必须作很多报告演讲，他们还了解发生在王子身上的那些拒绝做任何事情的想法。他是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子，一方面他充满了安全感和自我满足感，另一方面就如同刚出生的羔羊一般孤立无助。这种类型的人十分喜欢最终有责任要面对的抉择到来之前从他的弱点里找出一个借口来。

母亲的宠儿们在油滑的指引下并没有真的遇到成年的父亲，他们准备以后在政治、哲学或者教育，或者心理学领域找个教授的职位。“智力学家”这称呼听起来却让人觉得奇怪。

尽管如此我从这次会面中还是学到了很多。我甚至猜想，其中的大部分事情，我今天也可以做到。

人们如何在自己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交谈，人们要如何在不提及自己想法的情况下去检验它？

你当然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难以置信的是，我把这种感觉完全隐藏在我真正的企图之后，一直到别人有可能发现出真正的自我。

一九六五年有差不多上千人，走上街头抗议国家出台的紧急状况法。这是多么可笑。尽管国家和掌握实权在手的人认为十分有必要将这条法案投入使用。

当时，我就明白，这些政权都是在私下组织起来的。究竟是由谁来确定，怎样任命国家银行的董事会，是否有某个幕后的指挥者坐在某个地方暗中操纵管理着一切？

我们当然清楚，这次旅行受到了某人的捐助，资助人肯定不是联邦市民。

只是，为什么他们这群讨厌鬼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把我抓起来？他们检查我的旅行包，对我进行数小时的审讯。

开始这里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把我从公共汽车里带了出来，然后他把所有人的护照没收上来，单单又把我的护照挑出来。

“佩特森先生，请到我这里来。”

他的口气听起来特别友好，我们在其他地方听到的只是粗暴、凶狠的声音，但这次截然不同，这个人的嘴角甚至还挂着一抹微笑。

我被要求下车并被带进了一座邻近的简易房中，换上统一的标准制服，这些制服被熨得平整完美。在这场可以称之为接力赛的过程中，迎接我的是一位总体上比较老的军官。

现在是在一间明亮的屋子里。两扇宽敞的窗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可以看到那接壤的田地和一片片森林。在控制区的前面，如此视野效果是人们不能想象的。但是在那里给人以致命一击的射击装置也吸引了每一个路人的所有注意力。

一位先生坐在了贴有塑料装饰板的桌子旁。在他面前摆放着三小瓶矿泉水，但是我不知道这水的牌子。在旁边还有三个拧开的水瓶和一个带有很多装饰点缀的瓷盘。在瓷盘里细致地码放着杏仁糖。这些杏仁糖是沥青般的黑色的。如此外观让我感到很陌生。它们看起来就像极不成功的仿造品一般。

实际上我的思维混乱，此刻几乎呈疯狂状态：我和一位先生有关，他们总是这样，他们要揍我吗？等等。

在这之后，我尽力做到让我这些情急之下接二连三的想法有点条理：

“可能是一场误会。这个印象也可能说明这是关于一位职业运动员的。”

他一身黑色裁剪考究的西装。一件白色的衬衫，但并没有戴领带或领结。黑色的鞋和硬袖口的纽扣。凭借着那长长的，从西服的袖子里可以看见的，闪着白色光芒的向上翻起的衬衫袖口就可以一眼认出他来。最引起我注意的还是戴在他右手上的那枚沉沉的金色印章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