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那不是你的孩子？”

“不是，我们很小心留意。何况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就算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去杀她。那样的解决办法只会比去阻止它惹来更大的麻烦。”

达尔格里什问：“你会怎么干？”

“那得看情况而定。我得先确定那是不是我的孩子。但是这个特别的问题也算不上是什么特别，只要女人是通情达理的，倒并不是不可解决的。”

“有人告诉我法伦小姐打算去打胎。她和你交涉过吗？”

“没有。”

“她也许会去打胎？”

“那是一定的，她也许会去，可是她没有。”

“如果她提出来的话，你会帮助她吗？”

外科医生看着他：“这个问题很难算得上在你的调查范围之内吧，我想？”

达尔格里什说：“这个由我来判定。这姑娘怀孕了；很显然她想要去打胎；她告诉一个朋友说她知道有一个人会帮她。我自然想知道她心里想的那个人是谁。”

“你知道有法律规定的。我是一个外科大夫，又不是一个妇科医生。我宁愿坚守我自己的专长，合法地执业。”

“但是还有其它的帮助方式，给她提供合适的医疗咨询，为她提供费用。”

一个接受了一万六千英镑遗产的姑娘多半不会需要他人来资助自己去打胎。但是戈达尔的遗赠还没有公示于众。达尔格里什很感兴趣想要知道科特里―布里格斯是否知道法伦的资产。但是外科大夫没有显露出任何知道的迹象。

“可是，她没有来找过我。她也许想到了我，但她没有来找我。如果她来找我，我也不会帮助她。如果是我自己的责任，我会负责去办的，我可不会把别人的责任往肩上扛。如果她选择了上哪里去得到满足，她就该上哪里去求得帮助，我又没让她怀孕。是别人干的，那就让他去照看她好了。”

“这就是你的回答吗？”

“当然就是，而且说得一点不错。”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残酷的自我得意。达尔格里什盯着他，发现他的脸发红了。这个男人正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达尔格里什对于他的情绪的属性丝毫不怀疑，那就是仇恨。他继续讯问。

“昨天晚上你在医院里吗？”

“在，我被叫去做一个紧急手术。我的一个病人旧病复发了，这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但是却很严重。我在夜里11点45分结束了手术。时间在手术室的记录本上记得有。然后我给在南丁格尔大楼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打了电话，请她发善心回到她的病房再待一两个小时。我的病人是一个自费病人①。这之后我给家里打电话说晚上我会回来，原来是说好了我在医务人员宿舍里过夜的。我平常手术要是做得晚的话偶而会在这里过夜，十二点刚过我便离开主楼。我原打算从温彻斯特路大门出去。我自己有钥匙。然而，昨天晚上狂风大作，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我发现有一棵榆树倒在路上，我很幸运没有开着车直冲过去。我从车子里出来，把我的白丝围巾系在一根树枝上，提醒那些也许会开车从这里过的人。也不大可能有人要从这里过，不过那棵树在那里显然很危险，天亮之前也没有办法将它挪开。我倒车从正门出去了，把倒树的事报告给了正门的门房。”

“你注意到了那时是几点钟吗？”

“没有。门房也许看了钟。但是我猜想，可能是十二点一刻，也许要迟一点儿。我在树那里耽搁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