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通达的人，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随便，忽略小的方面，而只看大的方面，把婚前结合看做丑行，把胁迫订的盟约看做可要挟的条件，那么我形体虽然消失，但诚心也不会泯灭。凭着风借着露，我的灵魂还会跟在你的身边。我生死的诚心，全表达在这信上面了。面对信纸我泣不成声，感情也觉得抒发不出来。只是希望你千万爱惜自己，千万爱惜自己。玉环一枚是我婴儿时带过的，寄去权充你佩带的东西。

“玉”取它的坚固润泽不改变。“环”取它的始终不断；加上头发一缕、文竹茶碾子一枚。这几种东西并不值得被看重，我的意思不过是想让你如玉般真诚，也表示我的志向如环那样不能解开。泪痕落到了竹子上，愁闷的情绪像缠绕的丝。借物表达情意，永远成为相好。心近身远，相会没有机会了。内心的忧郁也许会与你千里相会合。请你千万爱惜保护自己。不要把我老放在心上。

这封深情的信换来的是绝情的回答。元稹认定莺莺是尤物（见《天生尤物》一文），真如莺莺所料，他抛弃了她。晚年的元稹道出了自己抛弃莺莺的主要理由，是他觉得莺莺对他不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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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假设，在那个风花雪月的时代，《莺莺传》里张生保持二十多年处子之身，为的是可以把“第一次”送给自己所爱之人。他爱莺莺，这点勿用怀疑，可是他担心什么呢？其实换到现代来看，应该比较好理解。

今天一些女人会对男人说，不能发展得太快，太快会给男人造成一种错觉，你是不是以前和别的男人也是这样？也许张生觉得在这点上，他并没有换来别人的“第一次”。当时的莺莺是不是处女无法得知，陈寅恪认为莺莺是胡女，出身不高，是被抛弃的理由；也有人把莺莺直接说成妓女，这两种说法我都不敢苟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莺莺绝非处女，这是元稹内心最大的伤疤。其实元代的王实甫也看到这个漏洞，所以他在《西厢记》里，把张生换做了浪子，把“第一次”留给了崔莺莺，还验明正身地告诉读者，莺莺真是第一次，结果，他们最后花好月圆了。欲迎还拒、半推半就地 完事后，崔莺莺说：“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张生则是拿起看手帕一看，“春罗原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于是，张生说，“若小姐不弃小生，此情一心者，你是必破工夫明夜早些来”。

“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这就是元稹的思路，他自己结婚后，还去纠缠了已经结婚的莺莺两次。我在八年前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元稹这个人很混蛋，很强词夺理，说什么纠缠就是补过，不仅混蛋，还强盗。也是过了些年才发现，其实感情，说到底，你能做到的就是“怜取眼前人”。

元稹后来的婚姻并不愉快，七年后老婆病死，他写了许多悼念妻子的诗文，都是传世的精品。有些人，私德是一回事，才气又是另一回事，断然要分开看。其实被元稹始乱终弃的并不是莺莺一个，还有著名的女诗人薛涛。那个时代，始乱终弃成风，是当时的风气使然，和元稹有点关系的蒋防在小说《霍小玉》里，也讲述了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霍小玉可不是莺莺，她做鬼都在诅咒薄情郎李益。有些人说，这个是揶揄元稹之作。

有一本法国小说，叫《我走了》，也是一本始乱终弃之作。从开始到最后，“我走了”是坚决和浓烈的。“我走了，我要离开你”，巴黎男子费雷对妻子说，在遥远的北极大浮冰圈有金银财宝等着我，“我走了。”他对情人海伦说，他要去寻找他的爱情；最后他对物是人非的世界说：“我走了。”在人性上，法国人让 埃什诺兹要坦诚得多。世纪末，《我走了》至少为我提供了某种安慰：紧促、直入、简单、拷问……

我对元稹不满意的是，他总是遮掩、借口、无理乃至横蛮，还以第三者身份欣赏自己的行径，文字可疑得一塌糊涂，反倒不“真”了。如果他痛痛快快说出理由，反而会在另一个层面上获得人们的尊敬。

因此，我希望《会真记》强调的是“真”，这样的“真”就是汤显祖在《牡丹亭》中说的“真”（见《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一文），“真”是中国文学漫长的传统，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再到被冯梦龙收集的歌谣《桂枝儿》，其魅力就在于那种不加修饰的“真”，那些诗作歌谣，远远比元稹艳诗《会真诗》露骨炽烈，却成了千古绝唱。

王国维说的是实话：“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而恕其奸非。……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xuān）薄语。”“?薄”，就是没有真情，要是出于真情，哪怕是“奸非”也可以宽恕，至于其他的，想管也管不了。王国维自己也有现身说“真”的：“本事新词定有无，斜行小草字模糊。灯前肠断为谁书？隐几窥君新制作，背灯数妾旧欢娱，区区情事总难符。”女人看了丈夫的诗作，一件件事情转身回忆，越想越疑惑了：“夫君，你说的真是我们的事情吗？我怎么觉得都不对啊？”王国维要说的也是，“真”会代替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