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兴公司起于明亡之岁，而秦亡、汉亡、蜀亡、晋亡、唐亡、宋亡，未有会党起焉，何也？以前此主中夏者皆中国汉种，即或有如五胡之乱华，金、元之盗夏，亦不过数十年而已，未能久奸天位，践踏黄龙之裔于裘毡之下也。明太祖传檄四方，曰去毡酪之陋俗，复汉官之威仪。又曰，胡虏无百年之运，民族思想略见于斯，然及其末造，昏主失德，张李横行，外患遂巨，满洲部落乃乘间而取中国，屠江淮，翦闽粤，汉人全部受诛锄而屈服，无复可延残喘之地，而为九世复仇之策之豪杰，乃诡辞诡实，托于子虚乌有之事，以激其忠愤，以广其流传，以冀后世有大英雄起而推广其意，变通其法，以合至大至多至久之会党，一变而为极有思想极有组织极有基柢之政党，此非为私一党计也，实欲为复兴中国计。《大同报》者，实本斯意以布告我同胞汉种者也。

泰东西名哲之言曰：凡欲兴国强国者，必有会党，必赖会党，无会则无团体，无党则无主义。室之无墙也，不可处也；器之无轮也，不可转也；人之无群也，不可立也。故其国之无会党者，其民必散漫，必懦弱，国虽大必蹶，一蹶则不可复振，是故爱国之士莫不以创会立党亟亟焉。夫会也者，所以团众体也，团众人之财以为财则财大，团众人之力以为力则力厚，团众人之心以为心则心广，团众人之才以为才则才多。党也者，所以树主义也，树激烈之义则必思破坏，树和平之义则必思建设，树竞争之义则必思改进，树国粹之义则必思保存，国势有异，政俗有异，故会有万殊，党有万态，然而不论其会之如何团体，其党之如何主义，而皆与其国家兴亡盛衰之故有大关系焉，非虚垂一会党之名号，而绝无表见于天下者也，以视我义兴则如何？

我义兴何所表见于天下乎！不独他人言之惭愧，即自己言之，亦觉汗颜无地也。夫焉有党人数千百万之众，会所二十余省之广，立党二百数十年之久，其会党如是之大之众之长年，为地球万国所无，而竟无一可表见于天下者乎？岂不负此会党之美名，而辱先祖经营之苦心乎！此其故，在于年久而忘宗旨，尤在于散处而不知联络，一言以蔽之曰：有会党之基础，无会党之喉舌；既无喉舌，不独外人不齿之，即会内人亦无复齿之，于是遂成此不识不知若梦若觉之会党而无所事事。

此非独我义兴之罪也，亦时势使之然也。使非生于今日有数十国交迫于中土，携其文明而至，则会党之名不见重于世界，人将以会党为畏途，而我祖先创造此会之苦心必不著，民族思想政治主义亦徒托之盟誓空言，而不视为要义，所谓数十世之仇人，将认为重生父母，舐他痈，吮他痔，不以为耻，反以博其一盼以为荣者，咸以为天经地义之所在矣。幸也当兹二十世纪湍急之潮流，政治界思想之发达，人有同情，民族界竞争之剧烈，国有成说，会党之名，尤为明目张胆，横行无忌，我义兴爱国爱种之宗旨，遂不复可以久匿而不彰，久稳而不发，于是《大同日报》出焉。

《大同日报》之宗旨有二：

一曰改良义兴本党之组织，由私会而升为公会，由民党而进为政党。二曰联合义兴会外之各会，凡有志于救中国者，不论其会之大小，其党之众寡，皆联络之，以期收提携之益，响应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