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写作日记及用日记形式制作艺术品的前述理由--形塑一个人的时间意识，形成人格并传达出话语的多重性和平等性，都可以用在莫瑞蒂身上。客观和主观的时间，或用普鲁斯特的话说是“重回的”和为记忆所变形的时间，都在《亲爱的日记》和《两个四月》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尽管在这两部影片中，莫瑞蒂使用并阐明了不同的时间特征。在《亲爱的日记》中，导演聚焦于自己的私人生活和意大利历史的时光流逝。因此，在第一章的“骑着我的韦士柏”中，我们看到他对1960年代以来罗马的建筑和生活质量的改变作了一番思考，他的总体印象是衰退。在第二章“岛游记”中，莫瑞蒂展现了斯特隆布利（Stromboli）岛，这个在罗西里尼1950年的著名影片中浓缩了大自然的威胁和敬畏，以及意大利民间的传统主义与质朴生活的地点，如今变得近乎拟像：它是美国游客的目的地，充满威胁的火山在他们眼中仅仅是富有魅力的旅游点。莫瑞蒂也涉及了那些既是现代意大利历史也是他个人生活的一部分的事件，譬如1975年皮尔?保罗?帕索里尼被杀害。莫瑞蒂审视着帕索里尼被杀之时的剪报，后来走访了死亡的地点，那里一座恶俗的纪念碑老旧不堪，使时间的流逝切实可感。莫瑞蒂还指向了无人愿意记忆的死亡羞耻，从而在字面上和隐喻上重历帕索里尼的被杀，使我们注意到记忆的重要性：没有记忆就没有历史，也没有个体或群体的过去。因此，日记的角色就是为作者和读者储藏记忆。

《两个四月》强调的主要不是已经过去和为记忆所变形的事物，而是捕捉时间中特定的一刻，强调个体和社会历史的形成过程。导演集中在两个事件上：贝卢斯科尼在1994年议会选举中的获胜，以及他的儿子彼得罗的诞生。尽管这两件事属于不同的领域，但它们都是不立即记录下来就很可能被遗忘或误解的事：孩子长得太快了，父母根本不相信他们曾经是多么弱小；政治话语很“善变”，在意大利尤其如此--政客们一转眼就会否认自己说过的话。

比之其他任何的艺术表达形式，日记更能够为艺术作品带来人格特征，因此它有着和“普通”自传同样的缺陷和潜在优势。艺术性日记的批评者会指出，与创作“常规”小说或电影相反，使用日记形式证明着艺术家的自我中心和自恋，因为他确信自己的伟大和重要，他相信大众对他制造出的一切无论质量如何都感兴趣。反之日记的支持者会争辩说，艺术家-日记作者是谦卑低调艺术家的典范，他们不假装去描绘整个世界，或任何超越了个人此时此地经验的事物。银幕外的莫瑞蒂希望我们相信他属于这样的“谦卑艺术家”，他在一次采访中坦承：“我并不是因为自负才说自己宁愿只制作关于自己的影片。事情很简单，这是我惟一能够做的事。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当我谈论自己时，我也是在谈论其他人。”（Osmolska-Metrak，1994，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