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瑞蒂显然渴望对观众完全真诚，也希望在影片中捕捉特定的时刻，这使人回忆起另一位意大利电影工作者：塞萨?柴伐蒂尼。柴伐蒂尼也经常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赋予日记形式特权的地位，他声称，用第一人称写作和拍电影使他有机会做到直接而真诚：“我们不应该代表他人说话，而应该以自己的名义……因此，我相信自传体确实是必要的，使用第一人称也是必要的”（Zavattini in Fortichiari，1992，第66页）。这也正是莫瑞蒂在《亲爱的日记》和《两个四月》中所采用的立场。

在《亲爱的日记》和《两个四月》中，莫瑞蒂把自己展现为一位谦卑的艺术家和一个普通人。在《亲爱的日记》中，他的位置毫无特权，丝毫不凌驾于其他角色之上。相反，他通常把自己表现得低人一等。以“骑着我的韦士柏”为例，它按时间顺序展现了莫瑞蒂穿越罗马的旅程。城市由于夏季假期而一片荒凉，他的旅程主要是参与文化和艺术事件。然而与观众可能希望的相反，莫瑞蒂没有把自己标榜为艺术生产者，而是一个消费者，甚而是一个有点不通世故的消费者。他更像是一个十几岁的追星族而非著名的意大利作者导演，热情地承认阿德里安?莱恩（Adrian Lyne）的《劲舞》（Flashdance，1983）改变了他的生活，使学跳舞成为他一生活中最大的梦想。似乎出于巧合，他遇到了《劲舞》中的明星珍妮弗?贝尔斯（Jennifer Beals），她正和自己的导演丈夫亚历山大?洛克威尔一起漫步，他向她再次坦白了自己对那部影片和舞蹈艺术的热爱。这对美国夫妇把这个意外遭遇权当消遣，对他本人则报以猜疑。在一段莫瑞蒂半懂不懂的简短英语交谈中，他们把他称为“歪门邪道”和“接近傻瓜”。这表明他们没有认出他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导演。对他们来说，他只是又一个狂热的追星族而已，他们轻易地就将他打发走了。谦卑也显现在拜访帕索里尼被杀地点一场中，此刻的南尼只是一个普通仰慕者而非同行导演。

南尼作为艺术消费者而出现的另一处，是他去电影院看约翰?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的《亨利：连环杀手肖像》（Henry：Portrait of a Serial Killer，1986）的时候。后来，莫瑞蒂想像自己正坐在一位热情洋溢地评论了这部影片的批评家床边，强迫他听自己的荒谬言辞，以此为惩罚。在看电影和“惩罚”批评家的过程中，莫瑞蒂采取了一个相当谦卑的身份，他就像一个普通的甚至有点守旧的观众和读者，拒绝银幕上的暴力，不懂意大利记者们使用的后现代行话。在《亲爱的日记》中，南尼在身体意义上也很谦卑：在车流滚滚的旅程中，他的黄蜂牌小摩托看起来异常谦卑而脆弱。此外，当他拜访时尚的历史名区加拜特拉（Garbatella）时，发觉自己买不起任何一套漂亮公寓。他惟一一次向某人承认自己是电影工作者，却说自己想要拍摄一部背景为1950年代的音乐喜剧，主人公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面点师，事情如此荒谬，我们很难想像他是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