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意大利社会中“父亲的缩小”的最重要原因是：首先，是法西斯主义的悲惨终结，而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就是成功地把男人看做天生孔武的战士、工人、丈夫和父亲，并广为传布意大利和它的人民不可战胜的观念；第二，农村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将男人带入工厂，促进了城市化和移民，也打破了男人和土地（以及男人和家屋）之间的传统联系；第三，是国家现代化的进程，随之带来了对长期存在的价值观的挑战，以及妇女和年青一代的解放。“父亲的缩小”是战后意大利电影中反复重现的主题，这证实了发生在意大利社会中的这一进程的重要性。选择这一主题的重要意大利影片包括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的《偷自行车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1948），这部影片里父亲的权威在整个叙事过程中摇摆不定，最后终于被粉碎，他因失业两年而羞愧不堪，在此期间他年幼的儿子是养家糊口的人；以及卢奇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的《罗科和他的兄弟》（Rocco e i suoi fratelli，1960），从南方移居米兰的一个家庭遭受着传统价值观的危机，父亲形象的缺失强化了这一点，他在移民之后很快就去世了；以及马尔科?贝洛基奥的《口袋里的拳头》（I pugni in tasca，1965），这是一个病态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毁灭性画像，父亲再一次缺席，母亲则是瞎子；还有塔维亚尼兄弟的《我父我主》--莫瑞蒂自己还在这部影片中饰演了一个小角色--它讲了一个专制而粗野的撒丁岛父亲最终为儿子的学习和进步愿望所击败的故事。

布莱列举了一些儿子用来应对父亲的隐喻性消失的方法。在实践中，他默然地建议年轻男子在彼此之间寻找安慰和力量，远离女人。布莱的书对纯男性讨论群体和男性治疗会产生影响。似乎是预见到了布莱的发现（它们可是不乏争议），以及他为隐喻意义上无父的年轻男人所开出的对付自身危险处境的处方，米凯莱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建立了一个纯男性的支持群体。他对父亲的幻灭并不能被看做是他在家庭之外寻求心智和情感满足的惟一原因，但无疑父亲的无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去寻求一个替代家庭。男性朋友们并没有组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社，他们仍然住在自己家里，但在某些方面比《我行我素》中描绘的朋友群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他们模仿1970年代广为流行的女性主义组织，定期会面讨论政治议题和个人问题，并组织远足。可以说，他们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其特征是对周围一切持批判态度、自嘲并亲近超现实主义。相应的，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倦怠而稚气的。他们的政治倾向显然是左翼的，因为建立一个男性公社来替代核心家庭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典型的对抗性左翼实践。事实上在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家庭都有着消极的含义，与对妇女的剥削、“资产阶级心理结构”以及置个人利益高于社会整体福利相关（Bronfenbrenner，1972）。恩格斯强调了物化在家庭中的奴役，指出“familia”一词最初指的就是属于一个男人的全体奴隶（Engels，1972，第121页）。事实上，《失落的一代》中的群体缺乏清晰的政治计划，我们不由得会怀疑，他们待在一起的基础只是共同的书生意气，以及多少是潜意识中的推迟走进成年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