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情形在开始时和西方有点儿相像。宋代理学家程颐和朱熹重视“格物致知”，即钻研万物来找寻它们的道理法则，然后总结成为原理知识，而所谓万物包括自然事物和现象24。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里，便对朱熹等宋代理学家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予以了肯定25。换言之，中国同样也有自然哲学，它和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自然哲学没有像欧洲的那样，在16、17世纪开始偏重实验方法和数学26。

到了明朝，在“格物致知”和“经世致用”的大前提下，很多实用知识（　和　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包括建筑、水利工程、地形、气候、天文历法、财务、贸易、农耕、谷仓储存、纺织等多方面的知识。当时不少著述，像陆应?的《广舆记》、顾炎武的《肇域志》、杨慎的《丹铅总录》和李泰的《四时气候集解》等，都是有关实用知识的书籍27。

中国人也没有忽略数学的功用。古代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数便是其中之一。宋明理学重视“理、象、数”的结合。明朝南京刑部郎中项麟认为“盖天地之中，有理斯有象也，有象斯有数也，有数斯有据也”。换言之，要掌握理学，就必须拥有数学方面的知识。明代数学家朱载?说：“夫术士知而未达理，故失之浅。先儒名理而复善其数，故得之深。数在六艺之中，乃学者常事耳……数非律所禁也，天运无端，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其妙……夫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理由象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凡天地造化，莫能逃乎数。”28明人唐顺之、程大位和冯应京等均有关于数学的编著，如程大位的《算法同宗》等；唐顺之更在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前，已主张利用古代的数学来解决天文历法上的问题29。

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把古希腊的科学和数学传入中国，获得明清士大夫（像徐光启和李之藻等）的赏识和肯定，主要原因是中国本身也有自然哲学，并且已恢复过去对数学的兴趣。明末的士大夫认为，西方的学问和中国的“格致穷理”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人熊明遇出版过一本有关西学的书，名为《格致草》；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翻译的一本西方采矿和冶炼技术的书，中文名为《坤舆格致》；法国的“巴黎科学院”在当时的中文译名是“格物穷理院”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