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文化因素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科学落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缺乏西方基督教一神创造万物的概念，因而没有像西方那样，刻意寻找这个神创造的宇宙之定律62。但这忽略了中国“道”的含义63以及“格物穷理”的传统。明人阎敬为北宋高承所著《事物纪原》一书所撰的序言说：“盈天地之间唯万物，亘古今有事变焉。物有万殊，事有万变，而一事一物，莫不有理，亦莫不有原。不穷其理，则无以尽吾心之知；不究其原，又曷从而穷其理哉？圣门之学，以格物致知为先；文学之士，以博问洽识为贵，而一物不知，又儒者之所耻也。”64由此可见，寻找天地万物的原理，同样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另一方面，韦伯的基督新教徒独具理性的看法已被很多史学家质疑65。相反，很多例子显示基督新教和罗马天主教对科学发展的障碍其实非常大。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认为，理性是信仰的最大敌人，对宗教毫无帮助，理性经常抗拒神的意旨，瞧不起来自神的一切，因此谁要做基督徒都必须放弃理性、所有基督徒都需要消灭理性。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e）认为好奇心是一种病态心理、一种危险的诱惑，好奇心驱使人类找寻大自然的秘密，但这些秘密非人类所能理解，对人类毫无益处，所以不应该去找寻66。美国康奈尔大学首任校长安德鲁?怀特（AndrewWhite）撰写的《基督教社会里的科学与神学斗争史》（AHistoryoftheWarfareofSciencewithTheologyinChristendom）一书，列举了欧洲史上无数基督教拒绝接受科学的发现、阻挠科学发展的例子，如众所周知的伽利略因为宣扬“太阳中心说”而被禁锢、马丁?路德对哥白尼理论的批判、现代解剖学创始人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Vesalius）因为解剖死尸而遭受教会排斥（西班牙医学院迟至18世纪末仍然禁止尸体的解剖），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遭受新旧教徒的猛烈抨击等67。其他例子还包括由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控制的学府，在18世纪中期仍然抗拒牛顿科学；德国路德会牧师反对实验方法；意大利宗教法庭认为数学损害宗教的诚挚；天花疫苗接种方法出现后，在英格兰、苏格兰和荷兰等新教国家，以及法国和美国等国都受到教会的谴责等68。诸多例子，不胜枚举。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很多基督新教徒仍然不相信进化论；美国联邦政府也因为宗教原因，而一度限制联邦政府对干细胞研究的资助，直至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才撤销部分限制，但最近美国地方法院又命令联邦政府恢复这些限制69。以上的例子显示，西方的一神论宗教对科技发展的阻力不见得小于东方的多神论宗教和传统70。我们甚至可以作出一个假设：东方的多神论传统比西方的一神论传统更具理性，更容易接受不同的观点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