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莱坞片场历史中，非美国导演的电影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弗立兹·朗格［Fritz Lang］、迈克尔·柯蒂斯［Michael Curtiz］、马克斯·奥菲尔斯［Max Ophuls］和雅克·图尔尼尔［Jacques Tourneur］对黑色电影的贡献），他们在改良和转换类型惯例时建立了个人的风格。威尔的电影在国内外都受欢迎，以及他随后受邀在好莱坞工作，促使我们思考在对澳大利亚电影复兴的期望中的他的电影才能，并思考他在美国电影中对现代倾向的兼容性。

在电影复兴运动中同时实现艺术（民族国家的）和商业（国际的）的野心，是对澳大利亚能提高其文化地位的期望。这个国家最初被英国殖民统治，最近又被美国文化影响，催生出一种通过叙事文化来加强身份认同的需求。无论在哪里，一个新的电影产业都是一个国家独立文化初步发展的最明显的迹象。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电影产业的渴望，甚至是对一个独特的民族国家电影语言的渴望，同样是在经济上回收成本和销往海外的需求。这次电影复兴运动在商业上的第一次成功，是“粗俗的澳大利亚人”喜剧系列。这个系列非常具有冒险性，充满着只有澳大利亚人才能理解的元素（粗俗的幽默），后来还被评为“X级”。随后的电影试图对澳大利亚社会进行更干净一些的揭露（如肯·汉南［Ken Hannam］的《遥遥星期天》［Sunday Too Far Away，1974］、弗雷德·谢波西［Fred Schepisi］的《恶魔的游乐场》［The Devil’s Playground，1976］和布鲁斯·贝雷斯福德［Bruce Beresford］的《疯狂派对》［Don’s Party，1976］），但是直到“古装电影”（the“period”film）和文学改编电影时期的到来，澳大利亚电影才获得文化上的尊重。但这种发展背后的意识形态上的判断，影响了澳大利亚电影制作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

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威尔的《悬崖上的野餐》反映和促进了这种趋势。这部电影作为具有艺术性的和独特的澳大利亚电影的声望，源于它改编自一本澳大利亚小说。这种评论没有注意到它从早期欧洲艺术电影那里继承的传统，还忽视了它与古装电影之间的区别。它有着无结局的叙事、艺术性的隐喻和反思性的剪辑风格，而那些古装电影试图模仿它，却在技术上毫无冒险精神，只是陈腔滥调。电影复兴运动对于建立起文化身份和电影价值的需求，使得《悬崖上的野餐》中的创新变成了惯例，而实际上，这部电影中优美的画面与个人的自由，更多的是表达关于差异的复杂观点以及避免文化上的依赖，而不是为了超越“粗俗的澳大利亚人”喜剧。威尔的电影在澳大利亚电影复兴运动中被视为一个里程碑，但他的电影中对于模式和互文性的融合与当代美国电影的发展更为接近。他在《悬崖上的野餐》中对于艺术电影和文学改编的融合，以及在之前的《吞噬巴黎的汽车》和之后的《最后大浪》中对于类型的修订，具有与1970年代的好莱坞新导演（布莱恩·德帕尔玛［Brian De Palma］、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弗朗西斯·科波拉［Francis Coppola］、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作品同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