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妇女在国家社会主义电影中的呈现都是在德国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发挥作用，服务目标都只是在这个体系中的有着同样愿望的观众，但妇女在这个范围内经常被描绘为“他者”的形象。法西斯主义的文本，正如我早先引用的那些，都与女性气质、性感、和种族有关系，它们揭露了纳粹文化对于女性形象把握上的难点。具有煽动性的政治家所理想化的纯洁少女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的保守形象已经不再能吸引和愉悦当代观众了，他们所喜欢的是有好莱坞魅力的大都市尤物型的危险女性形象。

然而，在研究纳粹文化中的女性时，对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各种不同女性形象的社会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历史学家企图将女性降低为受害者或者同谋的身份，而不是把她们当做“效忠希特勒的女人”，或者是在集中营听命于纳粹暴行的女士兵，她们的工作范围从一般性事务到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而且，过去的历史学家根据纳粹的观点为普通妇女描绘了日常生活的内容。导致产生这些历史观点的原因清晰地说明了政治性遮蔽了大众文化中的各种冲突性话语，这些话语更加复杂，政治上更具有野心。这也就是说，甚至与纳粹提供的榜样相对立的女性形象也没有切实性的颠覆力量。相反，通过她们提供的“虚假性的、欺诈的形象”，她们实际上是帮助建立了法西斯的宣传事业。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认为资本主义体制（纳粹德国也是其中之一）经常创造这样一个政权制度：“它可以造就多样性，同时也可以导致一个独裁组织的诞生。”同样的道理，凯瑟琳·加拉格尔（Catherine Gallagher）也指出：“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意识形态冲突的表现形式与压制性的社会关系的维持状态是相似的。”根据这些概念，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政府需要接纳它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借以满足并调和大众的幻想。纳粹德国的极权体制既不能以一种不变的意识形态方式向大众发号施令，也不能以此来容忍大众的话语。显然，女性角色是包含在这个问题之内的。戈培尔和他的助手允许文化多样性的表达，因为现存的文化形式与纳粹德国的教条总是相冲突的，所以观众总是坚持表达他们自己的爱好。不应该将国家社会主义电影及其电影明星只认作为“大众文化”，女性（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包括男性）必须也被看做“广大观众”，她们的消费倾向造就了我们在本书中将要遇到的矛盾对立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电影文化是一种有活力的文化形式，它由一系列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关系构成，而不仅仅是从上到下的模式。而在此之前，帕特里克·佩特罗（Patrice Petro）对魏玛时期女性历史的考察说明了魏玛电影是如何向女性观众言说的，又是如何表现女性所关心的问题的。女性在其中被表现为“现代主义的他者形象”，她们被降低为大众文化的符号表征，而缺乏文化产生的重要性。现代主义者的比喻是将大众媒体看成是产生阴性化文化的工具，并将从法西斯德国中产生的大众文化看做是流行的文化，它们包括所有大众文化的消极方面。因此，法西斯文化又被比喻为女性化的（通过将大众文化与女性身份联系起来）和男性化的（根据对男性地位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上的赞美，和它的法西斯主义的现代性特征）。从文化的高压到身体的迫害这个大范围来讲，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好像只是一个微弱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