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女性定位于日常生活中，我希望能直接论述女性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从受欢迎的电影和相伴而生的女明星的话语中，考察这些女明星表现女性以及与女性交流的方式。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用两种极端不同的方式来接近女性：第一，是刻画那些完全遵孩子、厨房、教堂/元首（Kinder，K　che；F　hrer）意识形态的女性；第二，是意识形态上有问题的人，她们推崇的是消费的生活方式、职业或社会地位方面的提升、浪漫爱情的满足（这些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国家集体为中心的），所有这些都通过电影和女性明星表达出来。就像佩特罗和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所认为的那样，电影从最初就为女性观众提供了很多东西。实际上，女性大量的文化消费导致了这两方面的文化评论朝着男性至上主义的方向合并。现代人的二元概念认为女性总是文化消费中的低等元素，而男性文化消费总是高等的，这最终导致了法西斯大众文化中值得质疑的成分都是女性化的成分。其实，这个争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女性大量卷入了大众文化消费中，并将女性自身和她们与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展现在了最显著的位置上。

这一点反过来说明了女性明星作为显著“路标”的重要地位，因为她们传递给了女性自身的身份认同感，并展现了女性的梦想及渴望被认同的愿望。在过去，女性电影评论考察纳粹电影的主要中心是，流行影片中女性的形象是怎么通过角色呈现出来的。这让我得以扩大文本阅读和理论路径的范围，并且可以引入对明星制度和文化研究的考察。我早先提到，典型的乌发电影公司（Universum Film Aktiengesellschaft，简称UFA）就成功地创造了以女性角色为主角的电影，并成为纳粹电影的主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女性形象和女性电影明星的传统，才使得女性气质能够在德国纳粹文化的范围内取得自己的显要地位。尽管纳粹文化能够把它的政界人物--尤其是其中的暴君头领阿道夫·希特勒--统一在男性明星文化中，但清晰可见的女性形象（并非普通的类型人物），如乌发电影公司的女明星们，她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不是德国人。

从原则上说，纳粹主义既不喜欢致命的女性也不喜欢脆弱的女性，而且也不赞成现代文化中的新女性。它将“德国母亲”和被除去了色情形象的女性战士和斗士放在了绝对显著的地位。相应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媒体有时通过明星来表现他们对女性理想形象的概念，这些明星既可以是电影中的也可以是其他流行文艺形式中的。然而，纳粹电影总是把女演员的银幕角色和明星形象描绘成努力体现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精神的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她们又涉及存在于国际电影和魏玛时期的话语。尽管纳粹文化的明星和电影展示了受到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痕迹，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是否它们的流行就只是因为这些影响呢?不仅不同的电影制作人和乌发电影公司用极其不同的方式来刻画女性明星，而且，不管他们是怎么做的，女性形象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她们在纳粹法西斯极权统治下，自身与外部关系的潜在摩擦和冲突。与纳粹主义所期望的相反，它的流行文化不可能成为惟一的文化，它必须允许一系列与此不相融合的另类声音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