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相反的观点认为，纳粹对于某些内容的疏忽性接纳使得文化生产的某些部分从来也没有摆脱非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这些影响对我们而言，是犹太的，或者是全部犹太性质的”），因此，使另类的文化生产获得了一个绿洲式的存在空间。这方面的论据可以在早先提到的国家社会主义新闻界的运作方面找到。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存在两种对立的主导性的观点，它们已经被一体化为一种对电影意识形态及其矛盾冲突更加复杂的认识。在最近的对国家社会主义电影的文化研究方面，它占据着主要地位。

琳达·舒尔特－扎塞（Linda Schulte-Sasse）认为，纳粹电影并不是通过政治内容来给民众上意识形态的课程，而是通过依靠想像性的经历来创造一种主人公似的、全体性的主体概念。舒尔特－扎塞对国家社会主义电影的心理分析式的研究--主要依据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Zizek）的作品--认为纳粹通过设定一种全体意识作为法西斯狂想的目标，以此与民众渴望结束和完成的集体愿望相接近，而这种愿望可以通过电影来实现。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电影并不依赖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回复到了一个18世纪的关于“整体性的主体地位，与社会相关的融合性”的艺术理想。舒尔特－扎塞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方式可能产生无效性，即电影无法在意识形态上让人信服：

如果一个人在没有预先拥有概念的情况下来看这些电影，他会发现，这些电影不仅与其他叙述性作品一样存在断裂处和内部的冲突性，而且，很多被人们欣赏的成功地方也正是和这些断裂处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成分折中化了--它们不一定非要是相互矛盾的纳粹希望传递的信息。那些努力将犹太人变成他者的企图最后使他成了一个对犹太人正反感情并存的人。那些关于天才和领导人形象的电影通常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英雄被塑造成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完美，这样致使他们的对手变得让人同情起来，很多电影都是情节剧类型，并不完全适合纳粹极权主义的要求，其中明显包括对私人空间的偏爱性表现。

舒尔特－扎塞在研究学说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产品之间的明显冲突和矛盾时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汉斯·迪特尔·舍费尔（Hans Dieter Sch?fer）认为，德国公共领域表现出来的“意识分裂”的特征，一方面通过纳粹所宣传的庞大形象显示出来--白天胜利的游行队伍和晚上壮观的景象，这一切是在无处不在的纳粹党所用的十字记号下发生的--然而另一方面也存在大城市新闻报摊上销售的国际性杂志、令人享受的音乐会、好莱坞电影和迪斯尼动画片以及可口可乐。卡洛斯·凯弥尔（Klaus Kreimeier）对乌发电影公司制度方面的历史建构同样也强调了影响纳粹电影产品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