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娱乐问题的学者将国家社会主义话语看成是一个一致的、连贯性的体制，它们要产生一个有整一性的、同质的大众文化来保证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延续。正如德特勒福·珀凯尔特（Detlef Peukert）指出的那样，战后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对国家社会主义娱乐活动的分析解读上：“它是一种巩固消极共识的方式和对刚刚取得的正常现状的肯定。”因此，很多理论家继续把纳粹电影看成是法西斯主义的帮凶，这种文化上的教化是通过一种无所不包的逃避主义的或者宣传主义的体制来实现的。从这种观点来看，逃避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包括很微妙的意识形态内涵--通常指的是法西斯主义的拙劣产品--从而让德国观众将电影当做一个减压阀，防止挫折感的过度累积，然而，公开的宣传同时也直接参与到对德国观众的意识形态的操作中。

导演阿尔图尔·玛丽亚·拉本纳尔特（Arthur Maria Rabenalt）就是众多持辩护性和救赎性话语中的一位，他在1957年出版的《黎明时分的电影》（Film in the Twilight）一书中就对“电影的被放逐性”提出疑义。他认为，电影界只是在敷衍它们的审查者，在巴贝斯堡（Babelsberg）的非政治气氛的艺术世界中煎熬，而并没有支持这个体制。一个支持这种观点的例子是，经常提到的一个事实即“德国的问候”，“万岁，希特勒!”（Heil Hitler!）在乌发电影公司是被人憎恨的，因为电影人仍然喜欢用传统的问候方式“你好”来相互打招呼。大部分战后的影迷类书籍和明星传记或者明星自传采用的也是这个态度。莎拉·莱安德的《精彩极了!》（It Was So Wonderful!），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的《一切都会改变》（Nothing Remains the Same Forever）和汉斯·海宁·博格尔特（Hans Henning Borgelt）的《世界上最甜美的女孩：莉莲·哈维》（The Sweetest Girl in the World：Lilian Harvey）都是用她们的奇闻轶事来说明她们的明星地位与纳粹政治的对立性，表明了她们是生活在孤立的电影光环之外的活生生的女英雄。

当然，德国影迷出版物及其怀旧读者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对清晰的历史分析的期望。他们要证明在德国集体记忆中什么才是真正潜伏隐藏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在纳粹规则的统治下，这12年间并不是对每件事情的记忆都是消极的、否定的：“普通人”--并不是纳粹统治特别要迫害的那些人--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度假，参加体育活动，恋爱，结婚，生孩子，看电影……事情并不都是糟糕的。

从战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化历史学家和电影批评家用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来分析国家社会主义电影文化：

1. 一种观点认为，纳粹在使用公开的或者隐蔽的宣传工具来进行意识形态的传播时是成功的，就算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非政治的娱乐活动实际上也在宣传意识形态的内容。戈培尔允许一定成分的文化幻想存在，他所说的“每天用一点电影娱乐来化解枯燥和忧郁”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持续的虚假印象，即正常和一致的延续性，这在整个政治体制中构成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