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凯尔特认为，这可以让德国人过上一种双重的生活，即一种是在纳粹国度里的主导工作和政治生活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的生活，另一种是拥有一定文化生活多样性的休闲娱乐的生活方式。尽管纳粹企图掩饰和伪装这种冲突和摩擦，但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来看，主导性的生活现实就是这种裂片的一部分。纳粹在意识形态上的努力企图通过他们的修正主义的修饰方式来清洗公众领域中异己的和堕落的成分，但却发现，他们只能是轻微地掩盖在大众文化中话语的多重性和不断出现的冲突之处。大众旅游被认为是给予努力工作的人们的休闲奖赏，因而取得了正义合理的地位，并以此来提高人民身体健康。吸引人的女性服装（与国家社会主义有益健康的穿衣态度不同，那时强调农民装和体育装样式）被认为是女性穿着的责任，因为这样的装束可以引导她们的丈夫对德国家庭和德国民族的信念。电影演员再次被认为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作者。国家社会主义的修辞策略通过它的延展性和政治经济状况的持续改变的要求，进一步揭示了它自身的矛盾，这集中表现在对以前宣传的政治话语的不断修改上。

我们理解了纳粹电影文化--它包括各种各样分散的领域和许多相互矛盾的松动之处，这些元素的结合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如此广阔的文化手段会被发起，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的修辞策略本身不能囊括全部。换一种表述方式，舒尔特－扎塞对多重话语的概念是，国家社会主义电影文本和卡洛斯·凯弥尔对松动意识形态的不断努力促使我们不断追问，纳粹主义向大众保证和认可的流行文化，或至少对它来说是满意文化，其中有多少是真正属于纳粹话语的。实际上，这让我们产生了疑惑，真正的与纳粹有密切关系的文化是否真实存在过

另一方面，纳粹文化在对各种不属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元素进行区分时，也不成功。那些文化处于纳粹文化之中，但并不属于纳粹文化的性质。一些评论家，如艾力克·伦奇勒提醒我们注意，对国家社会主义娱乐活动进行文化分析的真实目的应该是被这样一种力量驱使的，即渴望理解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而不是拯救纳粹艺术。为了清楚说明其中的关系，卡斯特·维特强调，政治文本已经不再追问美学上的形式主义的问题（如问道：法西斯电影的特征是什么?），转而对国家社会主义电影文化的历史含义进行探询。同样，艾力克·伦奇勒承认说，因为对它进行历史价值的判断，所以体制性的环境可以使文化产品变得重要，但不能使单个产品具有决定意义。我认为，艾力克·伦奇勒的观点，“在政治孤岛中其实不存在非政治电影，纳粹领域的政治性和娱乐性不可避免地被限制了”太狭隘了。难道国家社会主义电影文化中所显示出的矛盾断裂处不能让观众接受法西斯文化的现状吗?扎比内·哈克（Sabine Hake）和马库斯·施皮克尔（Markus Spieker）最近的研究也再次强调了这种观点，哈克研究了第三帝国的流行电影，认为应该通过研读第三帝国电影文化而将德国电影历史标准化，因为它其实是允许观众不断参与大众文化、现代文化，甚至是国家文化文本的转型的建构工作。哈克所认为的在第三帝国中存在类似好莱坞电影的历史进一步强调了美国电影意识形态在法西斯文化统治中的不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