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极权主义力量的单纯维持和一味扩张并不能做到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它要求的是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获得伪善的面孔和主导性力量。我认为，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不论是从文化上还是从其他方面，都会得出纳粹是不惜一切代价来巩固其权力的结论。然而，如果所有的国家社会主义文化--不论是以怎样的方式表达（公开的对立反抗会遭到大力镇压）--扮演的都是欺骗大众的角色，那么，对这个时期的任何一个方面的考察--电影、导演、新闻出版物、明星--都导致同样的结果：纳粹利用了这些电影、导演、新闻出版物、明星来分散人民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政治生活的关注。那些可以公开用来宣传的材料是什么?它们的男性主角、牺牲性的叙事主题与它们相对的文艺所产生的是同样的效果吗?我所说的相对的文艺是性感暧昧的电影明星主演的具有积极精神的喜剧。这两种电影文化都帮助促成观众的政治归顺性，虽然是以极不相同的方式进行的。如果有人认为，具有多样性的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参与了将纳粹国家功能化的工作，那么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另一种非国家社会主义文化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与其分析考察法西斯文化策略背后的基本原理和它在政治上明显的容忍性，还不如解读国家社会主义的创造空间更有意义。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导致了气氛紧张的一元化文化模式。如果我们不仅认可在国家社会主义原则下产生的各种文化产品，而且也认为当时身处国家社会主义环境中的观众是有不同兴趣、不同观点的一批人--他们相互矛盾的口味应该可以证明为什么会存在超出法西斯规定视野之外的文化形态持续存在的现象。我们会发现，如果从狭隘的眼光来审视那个时期，会得到不同的但很有意思的结果。比纳粹文化更有趣的内容包括对另类现实的描述和脱离主流的超法西斯成分，他们之所以能协助完成政权职能的完整性操作，只是因为意识形态并不都是连续一致性的，尽管纳粹喜欢这样的意图，即他们对存在疑问的各种话语在文化上的容忍性可以使他们对公众保持严格的控制力度。因此纳粹话语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显得有压制性，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只是现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现象也许正好说明了纳粹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障碍，它的断裂性和不稳定性，使它自身需要持续表达的需求不得不依靠它的“他者”来实现。

为了研究这些明星，我们如何来给“纳粹意识形态”命名呢：纳粹在官方立场上信仰的是什么?他们依靠什么来把持手中的权力?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是理解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和它的基本的伪善面目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混乱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考察纳粹电影--或者用阿克塞尔·埃格布雷希特（Axel Eggebrecht）的准确的术语来说，是“纳粹国家中的电影”--它作为一个极权统治将单个电影文本和明星形象降低为受压制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剥夺了我们对客观对象进行解释的权利。如果我们把关注的焦点移位至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囊括了对非主流话语的解释权），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纳粹国家允许与之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和产生，并且还可以探询传递这些意识形态的载体是什么。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德国观众真正喜欢的其实是与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流行文化，那么，我们可以解释很多这段时期的文化现象，包括很多女性电影明星。我最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纳粹通过电影明星来控制德国电影观众的手段，我更要研究这些明星与观众交流的方式是如何摆脱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控制。当我考察这些女性演员的明星话语时，我可以追溯出在纳粹流行文化中一种关于性别的有疑问的表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