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的娱乐文化和审美标准同样也采用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定。从早期开始，女孩子们就被应征参加一些法西斯组织的活动--比如，10-15岁的女孩子和15-21岁的女子--组织一些娱乐活动，接受一些学校不怎么涉及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知识。成年女性则被邀请参加帝国妇女联盟或者精英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这些机构的目标不仅是掌控女性群体，而且更加严格地主导女性的意识形态倾向，使她们远离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主义激进运动的影响和资产阶级女性的传统文化。与上述内容相似，这与女性放弃政治权利是相互配合的，而且也对女性的美学观、理想美的标准进行了重塑。1938年，一本国家社会主义的女性杂志《国家社会主义女性瞭望》这样描述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所谓的外国的“优秀文化”渐渐进入了德国。那时候，诸如爵士乐、黑人音乐都漂洋过海来到了这里，而且一种关于美的新概念也闯入了我们的头脑，那是一种呆板的美学观念，是与我们以前所形成的概念完全相异的东西。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那是一个让人迷惑不清的时代。例如：所有的年轻职业女性都纷纷挤出时间来化妆，以一种精心的态度修饰她们的手、指甲，她们毫不后悔地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其中，买了许多胭脂香粉、口红等化妆品，她们认为将自己装饰一番才能呈现在别人面前，尤其是在工作日。除此之外，对苗条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作者认为，这种错误的思想会使女性产生一种对于怀孕和健康的身体形象的消极及错误态度。为了改变这种魏玛时代的典范的误导性，女性被相应地扭转到另一个新的关于美的定义的路径上，即“排斥一切与女性最高职责相抵触的对美的崇拜，大力提倡女性作为一群健康孩子的母亲形象”。正如莉莉安·克利普斯（Lilian Crips）所指出的那样，法西斯的出版物《黑色军团》（Das Schwarze Korps），对“奢侈品的象征物（如珠宝、皮草等），化妆品（口红、胭脂香粉、香水、高跟鞋），模仿男性的举动（抽烟，留短发）”持绝对否定态度，把这些称做是“低俗的、堕落的表征”。像罗森贝格（Rosenberg）那样的宣传者现在已经远离我们了，但却作为令人向往的模范人物成为日耳曼民族的美丽女性的榜样，是纳粹所推崇的拥有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的雅利安人的模范。

然而，对于纳粹关于雅利安人的母亲形象的勾画和作为主要女性典范的定位却不能仅仅理解为是法西斯父权制的体现。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们深知，女性选民的选票在1933年的选举中，对纳粹的胜利当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像安娜玛丽·特勒格尔（Annemarie Tr?ger）所认为的那样，女性不仅支持自由家庭的现状，她们愿意为男人工作，为孩子的温饱而工作，而且也赞成官方对于她们作为职业母亲的身份的认同--这个要求最早来自于女性主义运动，与今天所说的女性主义者要求女性在家庭中作为劳动者身份的承认和补偿是一样的。尽管纳粹--包括法西斯的女性们--都谴责作为性对象的堕落的女性形象（这也是当代女性主义者的不满），同时也与人口限制拥护者的女性主义分道扬镳，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女性”确实在她们自己的有限范围内贡献了她们的力量。实际上，希特勒宣布了女性在生育孩子时的痛苦和士兵在战场上作战是一样的。因此，她们拥有属于自己的节日--母亲节，还有象征荣誉的奖章--“德意志母亲十字荣誉章”，这个奖章是生育了4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可以获得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