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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覆盖，颓废的工业进度，我们鼻子底下每天都在发生。在我生活的城市，人们想方设法，覆盖一切旧痕迹。其实当事人和老百姓都知道那是在干什么：后任者必须覆盖前任的功绩，必须抹掉他的名字，他错误的或功劳不够显著的往昔，要么遗忘，要么覆盖，渗透，掺沙子。每个人只能为每个人的昨天服务，新的就是好的。改变，现在比过去更技术化，这就是真实的内容，“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臣一朝习惯，就像斯大林在俄国革命胜利初提出的摧毁沙皇的铁路，毛泽东渴望天安门前烟囱林立，幸好不切实际而被阻止了。还有，现在不同的是，你必须有个低俗正当的理由搞钱，秘密地一级对一级负责，对接，对口，分包，回扣，小团伙，小金库……细化的词语层出不穷。卡夫卡为什么要在中国长城的复杂故事中再加进巴别塔的故事呢，1或许他意识到了那种垂直关系，不仅浪费时间，无用，而且还不团结，生气，无端端的呕气。理由就是过去的错误，建设，就业，作为起点的资料，还有什么呢-眼前的实际利益，消费。在我们的城市，伟大的烹调行业在阴沟里发明了一种东西，不知道其他城市有没有，那就是“潲水油”（泔水中漂浮的一层油），2社会的残渣余孽芳香扑鼻。

你可能每天都在重复地吃它，香喷喷地吃它，跟吃消费一样。我记得我们城市迄今消费过的革命，游行，建设，运动，副刊专栏，名人琐事，包括剪刀和雏鸡，各种小吃，肺片，兔丁，串串香，还有民俗统计学统计出来的美味佳肴-这座城市几十万人口每天要吃掉30万只卤兔头，围绕地球转一圈的九尺鹅肠、鸭脖子和鸭蹼。而过时的阶级教科书告诉我们，以前只有地主婆才能吃到这玩艺，现在叫花子也能啃了，但还是有富人穷人。更新的花样是“穷人租赁”-构成讨口子集团，卖花姑娘公司。人民？许多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呼喊过人民。还是许多年前，有个诗人在这里朗诵呼唤“人民”，结果，因为太激动，咯了口痰。

城市在重复的消费中步履蹒跚，它吞没五光十色的货物，陋巷里徘徊的好幻想的庸才，斗争的情绪-最复杂的又主要是嫉妒，它可能引起偷窃，越轨，派系，对自身难保的精英分子大片的砍伐。同时，也消磨城市自身，被双脚和轮子碾平的街道，交岔路口和身体磨损息息相关的拐角和院落，一个接一个销声匿迹，改变，一代有一代的事情，如雷贯耳，大概是这样的。

许多年前，我母亲带我去看的那堵负有个人记忆的墙，几乎奄奄一息，现在更是荡然无存。1940年代那场学生运动，墙上一层层地写满了标语，在我印象中，最晚可能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和后来的街道居委会的墙报栏。母亲当时应该算是“涂鸦大师”，因为，她是大学里的学生自治会主席，一个教育家当时称进步学生为“华西坝上的耗子”，她必须带头干这个。那时，涂鸦的实战技术远远高于现在，母亲曾对我讲述，他们是如何晚上成群结伙到街上撒传单的，在墙上贴反政府标语要靠本事，背着手也能刷浆糊，隐蔽，张贴，有很多技巧，像无所不能的千手观音。那时女性都穿旗袍，适合隐蔽各种秘密。现在没有了，不是服装问题，现在一切灵魂的秘密都置于技术的监控之下。

1.指卡夫卡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卡夫卡全集》第1卷，第380页。

2.在成都，1990年代曾有家餐厅被暴露用回收的“潲水油”炒菜的内幕，群众为之哗然，群起攻之，砸了那家饭庄，此后，尽管“潲水油”的问题被公开，但仍是城市的一大问题。

那天，1948年4月9日，她领着许多学生穿过此墙（在现在的大学路）参加了著名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结果血染街头。那条街叫走马街，按旧制，在南城，有普贤庵，肖氏药号，绸缎庄，汇通银行。后来我们居然有段时间就住在那边。母亲因为和代表团在与军阀省督王陵基谈判，当场就被拘捕，侥幸逃脱了街上发生的那幕。冲突发生后，有军警用刺刀刺向女生的阴部-那家伙究竟想干什么！这事印象十分深刻地出现在母亲晚年写的回忆录中。那时覆盖一个旧王朝最充分的理由就是革命，伴随它的是大量黏糊糊的标语、口号、剪报、传单、漫画（当时一幅著名的漫画就是躺在棺材中的大狐狸，有张血淋淋的嘴，旁边是些小狐狸，大概表现“狐死兔悲”的意思，指戴笠坠机身亡）、旗帜、淹死反动派的唾沫、各种进步书籍和歌曲。当时流行的是《除奸歌》，《古怪歌》：“往年古怪少呵，今年古怪多哟，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了锅哟……”

她发展的一个外围学生，就在离那堵墙不远的小鞋摊，因擦鞋遗落了毛泽东的油印书（出自延安），结果被特务发现给逮捕，最后牺牲了，成为著名的“十二桥烈士”中的一员。这些人最后是被镪水化掉的，很惨。她也姓毛，现在那所校园竖立着她的半身石雕像。然后，就是在我们家那本1950年代封套为红梅图案的影集中，有她、母亲和另外一个女子的合影。母亲只要一打开相册翻到那页就会说：“这是英才，你们的毛娘娘。”不知道还有谁了解这个为一本书死去的准备革命者。据说，签署她死亡书的人，1949年后没有跑到台湾，还活着，就在我们城市，冠冕堂皇进了政协，居然有次还和母亲打过照面。没准，有人会说，啊，那个时代，这是胜利的代价，谁都怪不得，怪谁呢？谁错了呢？没人会想，某种意义上那是签署的第二道死亡令-对死者而言。这让母亲大惑不解，耿耿于怀，只能骂句“狗日的”。我听过很多回，只要一提起这件事。大众哲学，唯物主义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母亲却很长时间沉迷于此，作了大量笔记，此刻就躺在我的抽屉里。

我们怎样培养了自己的无耻之徒啊！在我们穿越的记忆中，究竟什么欲盖弥彰，模糊了这条界线，把我们相依为命热心写满符号的那堵墙变得微不足道，任其轰然倒塌？

这牵涉到历史学、法律、道德的一致性问题-先天的不洁，先天的满嘴胡言。像许多俄罗斯作家在大革命前后意识到的，整个社会道德感全没了，而且，是突然一点也没有的。革命的观念在东方也消失了，不啻西方（罗兰·巴特：革命的观念在西方已经死亡），1只剩下左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