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出世，学懂走路，阿爷董富就常常带我到附近的三角公园或者大角咀码头，而且打破多年的哑默，开口和我说话。正直人董富回复了董铣初出生那几年的感觉，回到了那些还能够无障碍地和儿子说话的日子。但这段日子不长，我五岁那年，阿爷就去世。阿爷董富和稚幼的我说些甚么呢？也许，他向我讲解了无线电的原理，收音机和电报机的制作，或者，关于那个叫做龙金玉的少女的事情。但我不但听不懂，我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记不起阿爷董富的说话内容，我甚至记不起阿爷董富的样子，我只是隐约记得那彷佛从远山后传来的电波的声音，经过重重屏障，散射，衰减，到达我的耳朵，已经微弱不堪，难以辨析。然后，它就消逝，回归于无形，无感。

董富之后，就是电话的时代。

栩栩，你也许不知道，我这样说，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电话不是继电报之后才出现的产物，它的发明和普遍使用，并不比电报迟很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两者并行不悖，各司其职，电话用作城市内近距离通讯工具，而电报则用作州省之间或者是越洋过海的长程联络方式。这种状况，一直到长途电话的普及化才告终，那才是电报正式成为历史陈迹的时候。所以，我所指的并不是实况的历史，而是电报、电话，以至于其它事物在我家里的几代人之间所标志着的人生阶段。这些个人的阶段和集体的阶段在很多地方并不对应，有时参差，有时先后，有时跳断，有时反向。不过，个人生命总不会和事物发展完全脱离，两者总是必然互相关联反映，有时事物限制了个人的可能，决定了个人的命运，但有时个人却可以改变事物的用途和功能，因而为事物和为自己的人生创造新的意义。栩栩，这就是对象史最奇妙的地方。

儿子董铣和妻子何亚芝的相识，虽然和电话有关，却和通话无关。董铣和何亚芝自相识到结婚也很少通电话。他们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们住得很近。那时董富一家租住新填地街一层唐楼的头房，何亚芝一家则租住尾房。两家人共享走廊上的一个电话。何家搬到牛头角公共屋邨则是后来的事。何亚芝一家共七姊妹，电话多半给她们霸占。不过，事实上很少人打到家里找董铣兄弟俩，更加不会有人打电话给董富。何亚芝是家里大姐，念书念到中学，毕业后在西药行当打字员，旧同学们常常打电话来，约会一起看电影或逛街。有时何亚芝在走廊上谈电话，看见住前房的青年男子走过，也会点点头，但两人一直没有说话。何亚芝和二妹何亚萍常常奇怪，为甚么不见人打电话找住前屋的两兄弟。何亚萍就说不如戏弄他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