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猜想，她往昔精美的旗袍不是送了给妹妹　何家在她之后还有六个女孩，头两三个适龄工作和拍拖，旗袍正好派上用场　，就是送了给包租的许姑娘的大女儿大铃。我还想象着这样的一个场景，某天午后何亚芝从旧行李箱底翻出一件仅余的蓝靛格子旗袍，那正是她和董铣到邻近的澳门蜜月旅行时穿的一袭。她捻着旗袍的肩头把它扬开，举在半空中端详，阳光透过薄薄的衣料，彷佛穿过透明的无重的身体，灼出看不见的霉菌的刺眼气味。那衣领边沿已经破口发黄，是不能送人的了。何亚芝把旗袍摊在桌子上，拿剪刀在料子上比画着，像解剖师在尸身上寻找下刀的有利位置。她在裙摆上料子比较完整的地方裁出了两块正方形的布片，然后打开那辆隐藏在小桌子下面的衣车，像呼唤出潜伏在神灯里的精灵，把布料的边沿缝合，变魔法似的把颓败的旧旗袍幻化成两条簇新轻盈的格子手帕。那残缺不全的旗袍给丢进了垃圾桶。当然，后来那两条格子手帕用旧了，也丢进了垃圾桶，只是比旗袍稍迟一点而已。

可是何亚芝从没有真的在工厂里车过衣服。她开始成为衣车的姐妹同盟的一员，是我们搬去柏树街之后。那时候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经济负担增加，妈妈就不能不在照顾我们的同时兼职赚钱。那时代除了当正式的制衣厂女工，还有大量的拿工件回家制作的兼职家工。这样很多有孩子的女性就可以在家里从事生产，一边在胁下夹着鸡毛扫督促子女做功课，一边听收音机午间剧场或歌曲点播，一边脚踏衣车在布料上跟时间和金钱追赶竞逐。那绝不是胜家的宣传里那种史诗式的情景。家工缝制的多半不是要求较严格的日常衣服，而是轻巧而马虎的婴儿装，或者粗制滥造也在所不计的玩具娃娃衫裙。工件的轻质性当然也照顾到家工要亲自把货品拿取和交回的运输问题。就是这样，那时候我们隔天就会看见妈妈抽回来两三大袋半完成的布料，坐在衣车前面竟日重复着那些单调而令人疲乏的加工程序。有时我们也会帮忙做些诸如捋去杂线或者点算折迭之类的简单工夫，对没有甚么玩具的儿童来说，这些小杂务往往教人兴奋，媲美新鲜有趣的游戏。到后来除了缝东西之外妈妈又弄回来穿珠链的散工，那就更适合作为孩子们的玩意了。妈妈、弟弟和我三人　那时妹妹年纪还很小，通常只是负责捣乱，把珠子翻倒或者放进口里　一起坐在一篮篮色彩缤纷形状各异的珠子前，按样板串出一条条将要挂在甚么俗艳女子脖子上的项链，有时还会比赛进度或者手工。那景况看来就像是个小小的家庭工厂，但记忆中却没有太艰苦的感觉。也许那是因为妈妈的适可而止。她把我们的帮工限制于学业以外的游戏。所以我和弟弟没有因此变成童工，也没有被迫提早辍学去工厂打混。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所有不幸都由父母全盘承受的时代。我们是第一代骄生惯养的孩子，到我们的下一代，只会变本加厉，向我们透支更多的幸福。而我们从父母那里积累下来的幸运遗产，没多久也会连本带利地亏空净尽。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城市的盛衰循环。父母建立，我们享受、挥霍和败坏，下一代则向我们追讨。盛不过三代，这也许就是城市的定律。世界上没有比胜家更长存的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