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付听众的目光，我拿了一瓶毕雷矿泉水放到桌上离我二十英寸的地方。每次会议开始后的前几分钟，与会者跟你的目光接触总是口译员们面临的死亡陷阱。你接上某人的视线，擦出共谋的火花，接下来的事情你就知道了：你被掌控，一直到这个阶段结束。因此，我最多只让自己低头偷偷地扫视几眼。在此期间，穆旺加扎依然坐在他的两个助手之间，像只昏昏欲睡的小鸟。在他的一侧坐着一脸麻子、令人望而生畏的塔比齐，前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现基督教信徒，穿一身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黑色服装。穆旺加扎的另一侧坐着他那位无名的圆滑助手，那是他的政治顾问。那人顶上无发，脸上带着全天候笑容，为此我把他称做“海豚”；他刮得干干净净的脖子后伸出一条鞋带似的辫子，似乎与主人在分头行动，跟他游离在心思之外的笑容一样。麦克西系着一条军用领带，十分惹眼。他给我的命令是，除非他向我示意，否则绝不许将任何内容译为英语。

在此我得谈一谈多语者的心理。人们常常发现，一个欧洲人，如果学会了另一种欧洲语言，他也会随着增加一种个性。英国男人讲起德语来声音更加响亮。随着他的嘴形发生变化、声带张得更开，他会抛弃自讽，却萌生更强的控制欲。英国妇女学会法语后会变得更加谦虚，要表示傲慢时就会嘴唇大张；而英国男人学会法语后则变得更加自负。我期望自己也能这样，但非洲语言之间没有如此细微的差别。非洲语言是实用的，通俗的，即使是殖民地法语也一样。他们是农民语言，使用者聊天时总是直来直去，争论起来也会大喊大叫，刚果人就常这样。非洲语言的微妙之处与其说是通过语言技巧实现的，不如说是通过话题转换实现的，或者，如果你要与他们沟通得更保险一点，可以通过谚语、俗话的变化来实现。有时我意识到，在从一种语言跳到另一种语言时，为了多呼吸一口气我就得将音位移到喉咙的后面。还有，比如当我讲金亚旺达语时，我会感觉自己像是在两排牙齿之间耍热石头一样。但更加真实的是，我一坐到椅子里，我就跟我要翻译的语言融为一体了。

菲利普已经结束了他的欢迎辞，几秒钟之后我也译完了。他坐了下来，从杯子里啜了一口水。我也喝了一口水，但不是因为我渴了，而是因为作为口译员不由自主地就要跟他同步操作。我又偷偷地看了一眼身材高大的弗兰科与坐在他旁边的瘦削的迪德纳。弗兰科脸上有一道伤疤，从前额顶端一直伸到鼻子底下，很显眼。他的胳膊与大腿上是否也有类似的伤疤?如果有，那是为保护他不受流弹伤害的部分入教仪式留下的。迪德纳的额头很高，肌肤跟少女的一样平滑；他目光朦胧地盯着他刚刚离开的小山，似乎在想着什么。花花公子哈贾坐在弗兰科的另一侧，似乎有意识地不去注意另外两人。

“早上好，朋友们!你们的目光都转到我身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