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历史，文学领域里曾出现过一种以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为代表的现代主义（modernism）。特吕弗那被推崇备至的作者论，听起来就像现代主义的电影版。在1954年为《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ema）撰写的“论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On a Certain Tendency of the French Cinema”）一文里，特吕弗抛弃了上一代电影人的美学理论，一如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拒绝了前辈小说家的美学观念一样。乔伊斯说过：“我无数次地与现实经验相遭逢，然后，在我灵魂的作坊里，打造我的同胞们尚不具备的良心。”这句话似乎在暗示：从未有人质疑过乔伊斯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也不曾有过一种文学作品能够声称自己反映了现实。乔伊斯将作者置于重要位置，即作者既是文本的源泉又是文本的中心。至于文本的意义，则来源于作者的操控。乔伊斯的艺术论实际上是控制论。它既讲到了创作的手段，又道出了创作的目的。艺术家们靠着支离破碎的现实经验铸造出了完整的艺术品，他的作品是前后连贯的，能够自圆其说。特吕弗很可能对乔伊斯的观点深以为然。电影作者论者（film auteurist），便是极大地建立在了“统一性”（unity）和“连贯性”（consistency）这两个概念之上。它声称一个真正的作者“签名”（signature）是十分醒目、一望即知的，即便他的“权威”已经被电影创作中的经济因素和/或政治因素打了折扣。举例来说，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的“签名”，在他所有的电影中都十分明显，即使这些“签名”在其《公民凯恩》（Citizen Kane）之后的作品中逐渐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