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It Only Were So Easy

刘轩

今年碰到闰七月﹐许多朋友的婚礼都排到了秋天。上个月喜宴之多﹐甚至好几次出现了「赶场」的状况。

时代不同﹐婚礼也有流行趋势。最近很多新人喜欢把自己的恋爱故事制作成Flash动画﹐配上感性的音乐﹐在喜宴上用投影机播放。看到它们﹐感触很深﹕人生如戏﹐哪一对情侣没有故事﹖

台上有故事﹐台下也有故事﹐在鱼翅跟红酒之间﹐朋友们窃窃相语。

「旁边那桌的Ken怎么自己一个人来﹖」

「离婚了﹗」「Why﹖」「老婆出轨。」「Really? 他也是﹖」

台上天长地久﹐台下曾经拥有。这种场面足以让未婚者却步难行﹐尤其像我这种老派﹐仍旧期盼婚姻将是一辈子的男人。正是如此﹐每当看到身边朋友与另一半出现变量﹐都提醒自己﹕宁可谨慎﹐不可冲动﹗

另一场喜宴﹐我竟然被安排到长辈桌﹐唯有一位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小姐。原本以为旁边坐的是她先生﹐后来才得知是她父亲。她在美国念完硕士﹐前几年回来帮家里做生意。

看着她用台语跟长辈们一一敬酒﹐15年威士忌连续干杯﹐我不禁暗地里佩服。

「妳的酒量一直都这么好﹖」

「回来台湾才锻炼出来的。」她说﹕「其实这并不难。」

虽然这么说﹐但我隐约感觉到另一种难处。一位独立、貌美、聪明的女人﹐回到台湾扛起家里的事业重担﹐虽然离开了西方世界﹐却卡在两种文化之间。

在台湾的传统企业中﹐女人的地位是很微妙的。当你太懂事、太有架式、酒量已经练得像个男人时﹐年过三十就很难倒退﹐假装自己还是个乖巧、温驯的小千金。

这时最难的﹐应该是找到一位真正配得上的老公﹐问题不是门当户对﹐而是个人心理已经与一般社会脱节。如果指望生活里还有一点西方式的浪漫﹐只有自求多福了。

以前在波士顿念书时﹐我认识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因为远离了家人的监督﹐在异乡大胆地体验生活。波士顿的夜店里满是中东和亚洲人﹐许多算是贵族或企业家第二代﹐享有经济优势﹐又同时背着家族包袱﹐他们乱喝、乱搞、都玩疯了﹐但毕业后纷纷回家当乖孩子。

我的英国大学室友就跟一位印度佳丽热恋。这是个危险的秘密﹐因为当时女方的父母亲已委托媒人在印度找好了对象﹐一毕业就要举办婚礼。虽然她家长都是医生﹐在美国也住了十几年﹐却坚持这种传统的安排。对方还要求「纯洁保障」﹐据说甚至曾派人到学校探视。万一我室友与她的恋情曝光﹐后果不堪设想。

每次那女孩子跟我室友过夜﹐我都得逃到图书馆﹐因为她实在太大声了﹐可以说整个楼层都听得到。我怀疑那至少有一部份是故意的。她唯恐有人听到﹐又希望有人听到。

还有个大学朋友是个很有钱的香港人。据说他的父母亲就是在媒妁的安排之下凑成一对﹐结合了两个本来就很显赫的香港企业家族。他母亲是个地道的港式贵妇﹐整天打麻将﹐他父亲则是在英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浪漫学者。有一天我朋友的爷爷去世﹐他父亲如同突然获释﹐立刻跟太太离婚﹐放弃香港的一切﹐交了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女朋友﹐两人搬到欧洲过波西米亚的生活。

毕业后﹐我朋友回到香港﹐跟他母亲住在山顶的别墅里。他既无法原谅他父亲﹐又暗地里羡慕他。他的私生活后来也反映出这双重的个性﹐一方面他成为了不可束缚的花花公子﹐一方面又不敢把外面认识的那些小model带回家。听说最近他母亲已为他安排相亲﹔他的婚礼一定会很有派头。

我说这些故事﹐不是要反驳我父亲的观点﹐甚至在某方面﹐我同意他的看法﹔长大了﹐开始了解自己不能对「幸福」采取太自私的态度﹐对于终身大事﹐也逐渐能够接受一些长辈的良心建议。

但是﹐我必须说﹕现在的男女都不是在四合院的高墙后面长大的。我们经验了许多﹐受到不同价值观的冲击﹐认识太多失败的例子﹐做了许多荒唐事﹐可以说是太早熟﹐又不够成熟。

卡在时代与文化之间﹐我们心里充满了矛盾。时间到了﹐许多人或许会像我朋友一样﹐乖乖接受家里的安排﹐但心底还是有个叛逆的火种在隐隐作祟。

所以﹐如果这个年头还有所谓的「媒妁」﹐我觉得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应该是以一个像神父听信徒告诫式的诚恳态度﹐先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