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文治武功”首先从思想领域开始。

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中分化出一支假托黄帝为名，以道家之“道”为理论基础，博采诸子百家的黄老学派。这个学派奉行黄老之中的文武并用、刑德并举的治国方略，尊崇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

指导秦代政治的理论是法家思想，这种崇尚耕战、法治和集权的思想，既帮助秦统一了中国，又因为这种思想的极端发挥导致了秦朝灭亡。

西汉建立后，面对饱经战乱、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和生活遭到极大破坏的局面，为了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巩固统治，必须选择一种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政治指导思想。但是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却不是儒家思想、老庄思想和法家思想所能胜任的。这样，使得既主张文武并举，刑德并用，又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成为汉初以来的统治思想。文帝时，儒生贾谊向文帝提出了改变服色、封禅等恢复儒家礼仪的事情，但是遭到信奉黄老之学的大臣和窦太后的强烈反对。文帝本人也信奉黄老之学，就没有批准贾谊的建议。

景帝时，黄老之学与儒学产生了正面冲突，双方就一系列命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幸亏景帝出面调停，才未引起大的社会动荡。

汉武帝即位后，这位从小就受到良好儒家教育的少年天子立即起用自己的老师、信奉儒学的卫绾为丞相，卫绾认为，各地征举来的贤良，讲论法家的商鞅、韩非和纵横家苏秦、张仪之学的很多，这样容易扰乱国政，建议统统不用。汉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这便是“罢黜百家”的开始。同时武帝还诏令天下举贤良对策。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也被武帝采纳。但由于窦太后以及部分大臣的阻挠，儒术曾一度陷入低谷。

公元前135年5月，即汉武帝执政的第6年，窦太后病逝。弘扬儒学的主要障碍消失，儒学开始活跃起来。

公元前128年，武帝下诏：命令各地考察孝子廉吏。两年后，汉武帝任命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又过了两年，公孙弘被任命为丞相，登上了官僚的最高位。此举在文人书生中引起了强烈震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公孙弘的成功无疑刺激着更多的人模仿他的飞黄腾达之路，那就是学习儒学。

与察举制度相关联，武帝在建立完善五经博士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太学制度。这样，独尊儒术又在教育制度中得到了保证。因为太学规定：博士官一定是要儒家的五经博士（五经即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才可以胜任，其他学派的学问不允许在太学中教授。

自汉武帝即开始的尊儒活动，至此赢得彻底胜利。儒术在中国封建政治中，一直居于官方地位，虽经道、佛冲击而未改变，影响中国文化长达二千多年，其根子可以追溯至汉武帝时代一系列独尊儒术的措施和活动。汉武帝的“文治”可见一斑。

5

“武功”卓越的汉武帝曾拥有东北的“朝鲜人参”和西北的“汗血宝马”。

汉武帝的“武功”主要表现在：三次主动出击匈奴、平越、平定南夷、复通西南夷、打通西域、出击朝鲜、征伐大宛。

公元前133年，即汉武帝执政的第八年，他听取大臣王恢的意见，设计攻打匈奴，但是计谋失败，汉匈断绝和亲，从此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此后，武帝接连不断地发动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在这场为争夺土地和荣誉的战争中，汉军将士奋勇拼杀，力克匈奴强敌，其中有三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使汉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将领的英勇事迹，至今广为传诵。这三次大战役分别发生在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史称卫青、霍去病三击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