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融合和再生能力。玄奘取经只是中国人向“西方人”的第一次取经。距这次取经一千六百多年后，中国人又一次向西方取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从“西方”迎来了共产主义学说。如今共产主义学说在它的发源地德国和最早的实践地俄国已销声匿迹，但中国人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并将它列为自己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回到唐代，再回到玄奘取经。

和另外两次远行相比，玄奘取经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下西洋无疑具有重要的外交使命，它们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也并不是十分明显。而玄奘千里迢迢、千辛万苦的远行只是为了探究信仰和学习知识，不存在任何实际的功利目的，它是一次纯粹的“精神之旅”。正因为这个原因，玄奘西行取经还激发了国人一向贫乏的幻想能力，并在历代传说的基础上最终诞生了伟大的古典小说《西游记》。

和另外两次远行相比，玄奘取经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如果说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行为的话，玄奘取经则完全是个人行为。唐朝皇帝对玄奘取经虽有资助，但取经的主体是玄奘个人。由于行为性质和主体的不同，两者的内在动力也截然不同。个体行为可以自由地从个人的兴趣和求知欲出发，往往容易取得思想和精神层面的突破；而国家行为则可能受制于固有的条条框框。

从现代中国人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这三次不同寻常的远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国人行事的常规，并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丰富性。

这三次远行分别发生在汉、唐、明三个汉族政权的盛世时期，为各自时代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和无限的想象空间。然而，同样是远行，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有天壤之别。

张骞出使西域，历时十三年，途中两次被匈奴截获。虽然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目的，但是详细掌控了西域地区的国家分布、政治经济状况、地理特征、人情风俗等情况，为汉朝加强同西域的联系，提供了最新、最翔实的资料（也给玄奘后来的西行提供了便利）。但是，对于后世而言，张骞只是一个使者，他对西域的情况也只是介绍，虽然对政府的外交、军事提供了便利，对民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郑和下西洋前后经历了三十三年，到达过印度洋沿岸许多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郑和下西洋加强了明帝国和西洋各国的联系，拓展了明帝国对西洋各国的影响力。但他在完成了七次轰轰烈烈的远航以后，由于朝廷对外政策的骤变，他的传奇壮举突然销声匿迹了，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几乎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过，更不用说在民间产生持久的影响力。直到清末民初，因社会风向的转变他才又重新受到重视。

相比于这两次远行，玄奘西行却有着特殊的意义。玄奘西行十七年（627年——645年），行程五万多里，带回了大量的经卷。唐太宗称赞他舍身求法，惠利苍生，并询问沿途所见的物产风俗、山川气象、佛教圣迹，以及张骞未见、《汉书》未记的种种问题。玄奘都一一作了回答。在唐太宗的鼓励下，玄奘主持完成了《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这部书记载了玄奘十多年旅行中所经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和所传闻的二十八个国家一共一百三十八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物产情况、宗教信仰等等。这是一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书籍，是记载中亚细亚、巴基斯坦和印度古代历史、地理最详实的书籍。

现在看来，玄奘西行只可能产生于盛唐时代。鼎盛的唐代对于异域文化的开放胸襟远非汉代、明代可比。它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中国同时还具有世界影响力；不仅惠及当时，还传播于后代。

中国古代这三次不同寻常的远行及其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留下的思想遗产是极其值得探究的。在我们的民族特性中，一直缺少探险和开拓的张力，直到现代依然如此。而玄奘西行对我们今天的启迪更甚，我们的民族特性中一向以实用理性居压倒地位，不具任何功利色彩的纯粹精神性的探索很难获得承认。这种行为模式不但导致了人们过多的短期行为而且极大地扼杀了人们的想象力，这也是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长期缺乏发明家和思想家的原因所在。从这点看，玄奘西行体现了大唐空前绝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非常值得后世重视和学习。

唐朝从开国六十年到安史之乱间的七十七年中，虽屡遭宫廷之乱，但国力却一直蒸蒸日上，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所有这一切和唐初贞观年间各项举措密切相关。

唐在进入开国六十年后，开始出现很多转折：政治上相权遭到削弱、皇位继承缺乏严密的制度；经济上租庸调制遭到破坏并由此带来土地制度的变革；军事上由过去的主动进攻转为以防御为主，此举导致府兵制崩溃，为藩镇剖据营造了土壤；国家管理上一度酷吏横行（为后世的密折政治和特务机构提供了风气之先），所有这一切都在日积月累，到玄宗后期宦官登场、外戚横行、中央官员骄奢淫逸、边镇将领拥兵自重，这是诸多社会矛盾没有及时化解和解决的结果，并非玄宗一人之过。当然，对于“安史之乱”的最终爆发和唐朝由盛转衰，玄宗是要负很大责任的。但是更应该负责的是中央集权体制下高度集中专制的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