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已枯黄，但是，在盒中的短笺里，林东生告诉我，当他在可能是我父亲的草原上把草摘下来的时候，草色原来是青青的。

那年春天，母亲逝世，我无从与她分享这些从原乡传来的讯息。所以，当初冬的季节，父亲从德国回到台湾来开会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林东生在蒙古高原所拍到的相片，以及这两件礼物都拿给他看了。

在那年年底所写成的一篇散文《在那遥远的地方》里，我曾经如此记述：

“父亲把小草拿在手中，好像也感受到我朋友在其中所放进的细致心思了，他微笑地赞许着：

“唉！这孩子。这还真是我们那儿的草哩！”

父亲还说，这草应该叫支节草，或者是枝节草，他记得字典里应该有这个草的名字。可是，那天晚上，我查遍了家里的几本字典也查不到。父亲一直说：

“应该有的啊，应该有的啊。”

小草仍握在父亲的手里，灯光下，父亲的手背上好像又新添了一些虬结的筋脈，在做一些细小的动作之时，父亲的手已经开始微微地颤抖了。

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许多原来应该有的都再也找不到丝毫踪迹了。父亲啊！如今我们无法肯定的，又岂只是一株牧草的名字而已呢？我们甚至连那块草原的名字也查不到了啊！

在今天的地图上，那块草原当然还在，可是却不再是原来那个古老的名字了。察哈尔盟明安旗的标志已经不存在，那个名字已经随着过去的金色岁月从这个世界上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只剩下一片辽阔而又沉默的土地，和一些模糊的故事。

还有青碧青碧的支节草，从眼前一直一直铺到天涯。”

可是，谁能料到呢？这篇文字完稿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凌晨。就在一年多之后，一九八九年的八月一日，政府终于解除了公教人员不得前往大陆的禁令，在八月二十几号的时候，我人已置身于父亲的草原之上了。

然后，我就见到了一叢又一叢父亲几乎忘记了它的名字的这种牧草，并且也终于知道了它的汉文名字。

在汉文里，它叫做芨芨草。

然后，十几年又过去了，在这十几年之中，我对原乡的一切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由于蒙古高原上许多朋友们的引领，这一大片的对我而言曾经是那样沉默又模糊的土地，如今却是充满了无限惊喜的全新世界！

然而，与父亲母亲还有外婆相聚的记忆，也是无处不在的。

二○○五年的十二月开始，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给了我一系列六堂课的课程，每堂两个钟头，让我在“敏隆讲堂”讲述我所知道的游牧文化。

第一堂的课题定为“迢遥长路”，我觉得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先向大家解释一下，一个自幼生长在汉文化世界里的蒙古人，如何一步步地发现原乡，发现游牧文化，又如何一步步地从“旁听生”走向“发言者”的漫长过程。

我拟了一些图表，也准备了一些相片，在这堂课里，是真心想要跳脱出来，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席慕蓉”的成长与转变的。

可是，谈何容易啊！

当那张一九九○年我在父亲的草原上所拍摄的芨芨草相片出现之时，按原有的进度，我应该好好向听众解释一下我与这牧草之间的关联，但是，才刚说到父亲那年把草拿在手中，却怎么也说不出正确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哽咽住了。

强烈的悲伤让我心疼痛，只好暂时静默下来，在暗暗的讲堂里转过身去注视着发光的银幕，画面上，一位穿着红衣的蒙古少女正站在逆光的草叢间，背对着斜斜的落日，因而，她身旁的芨芨草每一枝每一株都在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这样就是一生了吗？

什么是记忆？什么又是遗忘？

父亲是在一九九八年的冬天逝世的。就在前一年，一九九七年的夏天，海北和我飞到德国去探望他的时候，父亲的身体好像还没有什么异状，只是偶尔会向我们抱怨，怎么会把许多歌的歌词都忘记了，而且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了。

父亲说话的时候带着很诧异的表情：

“可是，都是唱了这么多年的歌啊？”

跟随着自己这么多年的记忆，是如何悄无声息地消失了的呢？我想，父亲真正要说的，应该就是这句话吧。

而父亲曾经是个多么爱唱歌的人啊！

前几年，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好友哈达奇?刚先生特意带我去他的一位朋友家里，因为，这位朋友有位长辈，应该是他的伯母吧，曾经是我父亲的邻居。

这位朋友向我转述听来的话语，他的伯母说过，她家和我父亲一家在草原上算是距离稍近的邻居，常常会在傍晚时分听到远远传来的少年美好的歌声，她就不禁会微笑，并且在心里对自己说：

“哈！那个爱唱歌的孩子回来了。”

这位朋友还再强调一次，他的伯母曾经形容，我年少时的父亲歌声是何等的嘹亮！

已经是那样久远的记忆了，在转述给我听的时候，这位朋友的伯母也已经过世多年，可是，我多么感谢他为我留存了这一幅珍贵的画面。

画面上，在穹庐里的妇人正俯身展现出会心的笑奤，而穹庐之外，远远的，在马背上放声高歌的少年慢慢横过青碧的草原，夕阳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在他的身前身后，是一丛又一丛的芨芨草，每一枝每一株都在散发着金色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