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平坦的河岸上，在这些因着四季而变换着颜色和面貌的行道树下，父亲和我并肩同行，不知道走过多少次。即使那天我拍的只是无人的风景，但是，在那一刻，父亲还在我的身边，还在人世。因此，这些风景所代表的意义，对此刻的我而言，似乎有了一种全新的绝对的价值——这是当时还有我父亲在其中的那个世界所留下来的最后的影像。

一个半月之后，父亲就永远离开了。

可是，这些话别人要听吗?即使他愿意，我又能够很清楚地说出来吗?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在那极为短暂的一刻里忽然踌躇难言的原因了罢。

然而，还有更多的难以明言的什么，是在我开着车一个人慢慢往回走时，在黑暗的山路上忽然逼到眼前来的。

在黑暗的山路上，我流着泪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意父亲的离去?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他?

答案应该不是否定的。因为我心里的疼痛、我对他的想念，还有那在人前强忍着的悲伤和泪水，应该都不是虚假的。

可是，为什么在那个秋天，我还会为莱茵河边的秋色动心?还会去为那些有雾的河面和铺着落叶的小径一再取景?

当然，我可以说，因为父亲身体一向非常健壮，因此即使是在那个秋天忽然明显地衰弱下来，我也毫无警戒之心，以为日子还会继续这样过下去?

或者就算是心里隐约有点明白了，但是就是不想去面对?

还是说，要到了父亲真的不在了的时候，才会明白我从来没有全心全意地爱过他?

我流着泪问自己，父亲已经走了，这些不断纠缠着的疑问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车子右弯进一条狭窄的上坡路，还有一公里就到家了，在不远处暗黑的山影之上，一轮初升的明月就在我的正前方。

还是说，要到了父亲真的不在了的时候，才有可能在回溯的泪水里，用各种或者真实或者缥缈的线索，去试着全心全意地爱他和了解他?

也许，这父与女的关系，在对父亲的了解中，反而成了一种“蒙蔽”?

即使是从一九八九年的夏天之后，在莱茵河边，我们父女之间曾经有过那么多次的深谈，然而父亲依旧是针对我的需要所设定的角色——女儿如今想要知道自己的原乡了，于是她的父亲详尽地作答。

到了蒙古高原之后，这几年间，我曾经访问过几位老人。有的访问已经写成文字发表了，像是（丹僧叔叔）、（歌王哈札布），有些还是草稿。但是我自认已经把握到重点，可以在几千或者一万多字里，写出他们颠沛流离的一生。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应该也对自己的父亲做一番更深入的了解。

我所有的资料，都是片段的，零乱的，只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是生活里那样熟悉因而似乎已经固定了的形象。

直到在追悼仪式中，父亲的同事，波昂大学中亚研究所的韦尔斯教授（）站到讲台上，面对大家开始追述父亲一生的事迹之时，我才忽然明白，我一直都在用一个女儿的眼光来观看生活里的父亲，那范围是何等的狭窄。

韦尔斯教授的讲词中有一段话，我记得他是这么说的：

“对我们而言，拉席?敦多克先生这一生所经过的是多么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他从那么遥远的地方走来，在此为我们讲述那古老而丰美的蒙古文化，让许多人从此热爱蒙古……

我的父亲，确是历经了流离伤乱。

尤其在前半生，为了争取内蒙古自治所遭遇的种种艰险，那条漫漫长路，充满了我所不能想像的坎坷和灾劫，甚至包括自己兄长的被刺身亡；然而，这么多年来，他却也始终没有失去那乐观到近乎天真的本质，有的时候，我们做子女的，甚至在生活里为此而怨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