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郑和下西洋的题目。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目睹其老爹禁海已严重损害大明朝在海外的威望，一些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国家都敢扣押、拦截往来中国的使者和物资，毅然决定派出庞大船队重新恢复海上秩序，按他的说法是"耀兵异域，示天下富强"。难得的是，他还选择了郑和这么一个出类拔萃的航海人才，其七下西洋整体实力的展现远在哥伦布们之上，口碑也比那几位爷好多了。但是，因为这一壮举始终笼罩在朱元璋禁海的阴影中，脖子上总架着一把"违反祖制"的刀子，显然没有多少底气。一帮专以维护"祖制"为天职的大臣，总是争着抢着跳出来阻拦和反对，弹劾郑和及罢西洋远航的奏折从来就没有断过。而朱棣本人尽管积极推动海外交往，是郑和下西洋的发动者、组织者和支持者，还替郑和挡过不少明枪暗箭，但他也只是隐约意识到了航海与维护大明天朝的安全和尊严有某种微妙的关系，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仍是历代封建帝王向往的"万国来朝"的虚荣，并未真正弄懂海洋于国于民究竟有多重要，骨子里也就缺乏那样一股将航海大业坚持下去的韧劲儿。有一年，因海上风浪掀翻了一些运粮船，他马上颁旨将唐、宋、元逐步发展起来的海运改为漕运，因为要大批建造漕船，还不顾郑和下西洋迫切需要补充舰船，饬令南京几家船厂停造、停修远洋海船。迁都北京那年，因一场大火烧了皇宫三大正殿，他以为老天爷不高兴了，用这把火向其"示警"，在一些大臣的怂恿下，连忙"下罪己诏"，宣布"暂停西洋之行"，以此表达"知过必改"的诚意。

郑和虽然小心翼翼，远航西洋还是不断冲撞着大明朝廷的"祖制"。最突出的是西洋盛行的商贸之风随船队带回国内，势必激发民间进行海上贸易的欲望。大明船员到了商贸发达的印度洋沿岸及阿拉伯半岛，看到有专门的市侩牙人在买主和卖主之间穿针引线，感到非常新鲜。同时发现有的国度商人名为"哲地"社会地位最高，庄稼人被称为"木瓜"地位卑贱，很明显重商轻农，与中国情形恰好相反。特别是目睹中国货物所到之处都能卖出好价钱，西洋物产带回中国也奇货可居，无不心里痒痒，悄悄夹带着做生意，获利都在数倍或数十倍之上。这些都大大刺激了国内航海贸易的热情，以致有种田人弃农经商，读书人弃书从商。西洋商人也闻风而至，不少还深入中国内地直接找官办的丝绸织造和瓷窑趸货，搅乱了中国社会原有的一潭平静之水，市井人物开始蹿红，暴富的商人还时不时睥睨土财主和穷秀才，士农工商等级森然出现了被打乱的苗头。这不能不触动朝野上下封建卫道士的神经，一个个呼天抢地："天下危矣！"

郑和下西洋还有一个致命弱点，资金出多进少，入不敷出。航海既是一项勇敢者的事业，也是一个哗啦啦砸银子的过程，需要有无比巨大的经济实力做支撑。而郑和所进行的朝贡贸易，按照历朝历代的传统，坚持他国"薄来"、中国"厚往"。这虽然体现了中华民族热心扶助弱小的美德，也在一定意义上培育了国家的软实力，如印度境内的柯支国，就曾感叹"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但根本不计投入产出，总做赔本买卖，一而再、再而三由国库填补远航的无底洞，这本身就注定了它的难以为继。再加上明成祖"欲示中国富强"，不但自己的使团出去大把往外送银子，外国使团来中国还要大把花银子招待，赏赐也格外"大方"。一些海外国家觉得有利可图，前来中国拜访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人数也越来越多，动辄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以致招待费成了国库的一项巨大开支，沿途府县也不堪接待重负。礼部一次呈上"蛮夷徕赏条例"，因过宽过滥，为朝臣所诟病，朱棣只把手一挥，"虽加厚不为过也"。

如此一来，尽管郑和惦着远航能永远持续下去，还不惜费时费力绘制航海图，以待后继者。朱棣刚去世，群臣立即将下西洋列为"弊政"，发动猛烈攻击。继承皇位的朱高炽秉性保守，断然宣布"永罢远洋航行"，包括修造远洋海船、买办远航一应物件"悉皆停止"，多年建立起来的确保远洋航行环环相扣的组织管理系统也解散了。朱棣的孙子朱瞻基尚有一丝乃祖遗风，即位之后，发觉海外交往太过冷清并非国家之福，又命郑和重整旗鼓下西洋。郑和死于此行的归途，葬身印度洋，那位明宣宗也跟着驾鹤归西，整个远洋船队随即烟消云散，花重金建造的"郑和宝船"也任风雨剥蚀成了一堆引火之物。到了本朝成化年间，有人偶尔提及永乐时候下西洋的往事，竟引发一些朝廷官员的惊惧，兵部侍郎刘大夏干脆将郑和积累的航海资料一把火烧成灰烬。这位副部级高官烧毁国家航海档案的事，留给今天一个谜，也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