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真地说，不，要是你吃不够十块，我就罚你吃二十块，再不够就罚吃五十块，要是五十块吃不进去，就罚你吃一百块。这样行吗？

她一定是觉得我既残忍又不可理喻，吃惊地看着我，不知该说什么，可爱的饼干一瞬间变得恐怖了。

我亲亲她的小脸蛋说，其实呀，写数学作业和吃饼干一样，要是老师的作业留得适量，它就是件好事，要是留得太多，就不好了，是不是？圆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她有点听明白了。我又说，这件事是老师不对，这样留作业是不好的。既然妈妈让你一下吃一百块饼干你不愿意接受，那么老师留这么不合理的作业，我们也不用按她的要求去做。不做是对的，做了才是不对的。作业和饼干一样，本身都是好东西，我们不要把一个好东西变成一个坏东西，好不好？

这下圆圆完全明白了，表情坦然了不少。她还是有些担心，问我老师要是天天让抄定理怎么办。我明白孩子的心，她在道理上再明白，也不可能有勇气天天去学校对抗老师，不愿意天天接受罚站和批评。我说，妈妈明天早上送你到学校，去找找老师，跟她解释一下，老师要是明白了写合适的作业才对孩子好，肯定就不会再为难你了。圆圆听我这样说，一下变得非常轻松了。她相信我会帮她把问题解决了，而不会把事情做砸。

第二天早上我向单位请了假去找了数学老师，这位数学老师三、四十岁的样子，一脸冷漠。我试探着和她提了一下圆圆作业，但感觉根本就没有沟通的可能。她一听出我的来意，马上情绪非常对立，一边陈述她如何呕心沥血地教学生，生怕他们在学业上有一点问题；一边又抱怨现在的家长们不理解老师，抱怨学生们不好好学习。老师气势汹汹地和我说话，仿佛她胸中有一只火药桶，只要我有一点点言词不慎，就可点燃她，让她爆炸。

我非常害怕和老师把关系搞僵了，就俯首帖耳，陪着笑脸，一脸谦虚地听老师的教训，把责任全揽我自己头上。我的态度终于平息了老师的怒火，她的情绪有所缓解。我又进一步拉近和她的关系，使她终于表示出对这一次作业不再追究。唉，我认为自己的做法乏善可陈，但作为家长，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不知自己除了这样做，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很理解这位数学老师，她主观上是很想把数学教好，但由于文化底子浅――这一点从她的谈话中能明显感觉到――使她在教学上力不从心。一个自身学习能力低下的人其实也不会教别人如何学，这也导致她一方面会采用一些蠢笨的办法去教学，另一方面骨子里很自卑，经常有些很变态的做法。

比如，她在课堂上给学生发作业本时有几种发放方法。如果都做对了，她就把本发到学生手上；如果有错题，就扔到地上，让学生弯腰去捡；如果学生的错题较多，不但作业本扔地上，还要捏学生的脸蛋。圆圆还被她捏哭过一次。学校严格禁止老师打学生，这个老师只能采用捏的方法。为这事我曾给校长打电话反映过，校长说感谢家长的反映，要下去问问，但事情并没有什么改变。

在这样的老师面前，家长能有什么办法。我只能更多地寻找机会和这位老师接触，尽量和她把关系处好，以便下一次再发生什么事时，方便和她说话。

但我不能告诉圆圆我的这些无奈与方法。那天我回家只是告诉圆圆找过数学老师了，说老师也意识到多抄定理没什么用，同意不抄写了。别的没对她多讲，让孩子简单些吧，只要帮她把问题解决了就行了。

现在许多孩子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着暴力作业，不光是来自学校的，也有来自家庭的，有的家长一生气，也会用写作业来惩罚孩子。暴力作业的本质是教师和家长对学生的奴役。

哲学家弗洛姆说，人可以使自己适应奴役，但他是靠降低他的智力因素和道德素质来适应的；人自身能适应充满不信任和敌意的文化，但他对这种适应的反应是变得软弱和缺乏独创性；人自身能适应压抑的环境，但在这种适应中，人发生了神经病。 　儿童当然也能适应暴力作业，但暴力作业中含有的奴役、敌意、压抑，会全面地破坏儿童人格与意志的完整和健康。

家长一定要首先注意，自己绝不制造暴力作业；同时要支持孩子对来自学校的这种作业说不。家长要积极寻求和教师、学校的正面沟通，可以找老师谈，可以向学校反映，也可以自己想办法保护孩子。许多家长一边抱怨老师留得作业太多太不合理，一边看孩子在暴力作业中苦苦挣扎而无可奈何、袖手旁观，这是最坏的。

圆圆小学同学中有一个很流行的笑话。说两个孩子打架，被老师罚写一百遍自己的名字。其中一个孩子很快写完被放走了，另一个孩子写好长时间还没写完。老师批评他写得太慢。这孩子憋了一会儿，终于大着胆子对老师说：“老师，这不公平，他的名字叫于一，而我的名字叫阿布杜拉 库依艾兹 乌力特利古拉赫”――所有的家长和教师，在开心一笑时，应该有多少反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