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院的女生宿舍，是淮海中路边上的一栋大洋房，红色的墙，木头框子的小窗在墙上错落着，上面是红色的中国瓦顶，但是西式的样子。听说那是一栋精美的大洋房，可住在那里的学生，并不知道从前这是谁家的房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国家的式样。顶上有一些错落的红瓦尖顶，尖顶上还有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姚姚就住在那些尖顶下的寝室里。起码有十年没有维修的洋房，木头窗台上的白色油漆已经一小条一小条地裂开，要是用湿抹布擦，它们就粘在抹布上。窗外，对着淮海路，在姚姚还未出生的时候，叫霞飞路，在她很小的时候，叫林森中路，现在，叫淮海中路。隔着马路，能看到一个灰色围墙里的大花园，樟树婆娑着小小的明亮的绿叶，在多雾的晚上，整个花园都是樟树清冽的香气。隔着樟树黑色的树干和明亮的叶子，隐约能看见后面有一个大草坪。那是从前上海的大流氓杜月笙的公馆。听说原先这里的围墙是黑色的铸铁，路人能看到花园里面的树和房子。在1958年全国人民大炼钢铁的时候，大家把大多数铸铁的围墙和阳台都拆了去炼铁，围墙就变成了砖头做的，外面是灰色的水泥，或者是用竹片编起来的墙篱笆。那时候的孩子喜欢篱笆，从外面看，能看到园子里的动静。为了让竹子片在漫长的霉

雨天里不那么容易朽坏，人们在篱笆上涂了黑色的柏油。到夏天，在阳光下墙篱笆散发着柏油的臭气，开着淡紫色的喇叭花。这是我的记忆，那时候我是很小的孩子，记得在臭臭的，被阳光晒化了柏油的墙篱笆上，开着脆弱的喇叭花，夜里，它们就都谢了，死掉了。到早上，又有新的喇叭花开出来。非常安静的午后，被强迫躺在床上午睡，听到风丝丝地吹过叶子，然后摇动木窗的铁窗钩子，“格啦格啦”。那是在五原路上，姚姚那时候正在离五原路很近的上海音乐学院上学。要是我那时曾经看到过她，一定会羡慕地望着她，因为她已经是一个大女孩子了，我小时候曾那么羡慕一切长大了的，可还没有老的女孩子。她们像开满了花的树一样高大和美好，她们有种娇气而骄傲的神情，对男孩子是这样，对小女孩也是这样。只用眼角看一看你，就飞快地过去了，让人自卑。我就巴望着自己快长大，穿大女孩子才能穿的连衣裙，露出一条锁骨来，很细的一条锁骨，小巧而结实。

“姚姚1963年还能进大学，没考上钢琴系，还能进声乐系唱歌，算是托了她妈妈的福。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有1962年那一年，政策比较宽松，家庭背景不红的人，凭自己的本事也可以考大学。只有1962年那一年，以后，又全被压死了。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是你功课再好，也休想上大学，因为国家不培养你们这样的人。”约伯说，“我是真的巧，在1962年考大学，我去考了导演系。要不是正好遇到那一年，我就完了。”

也许，这就是那个琴课很好，可出身不好的男同学在1963年以后销声匿迹的原因。

“到了1963年，上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我问魏绍昌老人。总是这样问他，是因为我喜欢他的回忆和他的表达，喜欢在他的脸上浮现出来对无际往事默默忍耐，但决不忘却的样子。我想那就是一个小人物对历史的像照相机那样的态度。他的眼睛默默注视着，无欲无求，间离、角度有限但很真实，它能引导你去想象当时一点一滴的每日生活，和那些被真假莫辩的宏大叙事淹没了的普通人的心情。因为他的平静、松散、即兴，你能感到那里面沉淀着的真实，像自家煎的中药汤，在碗底总会留着厚厚的药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