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朴素和划一。大家都穿着蓝色的人民装，或者列宁装。男男女女都一样颜色。刚刚解放的时候，上海人就开始穿人民装了，那时大家当它是时髦衣服穿的。到了1963年，就已经是正常的衣服了，很少有人穿旗袍什么的。我记得，到书店里去找人很困难，人人都穿蓝衣服，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一眼看上去，人人都一样。只能靠高矮胖瘦来区别人了。社会上在提倡学习雷锋，艰苦朴素为主。”

是的，在《人民日报》上我看到在号召大家向雷锋同志学习。

“妈妈还是很讲究穿着，讲究搭配。有一次她到人民广场，在一个集会上朗诵。我和她一起去的。已经到地方了，她发现自己的旗袍和舞台上大幕的颜色不配，马上打电话叫姐姐在家里给她准备另一种颜色的旗袍。叫我坐着剧场的小车就回家去取妈妈的衣服。妈妈的卧室里，有一个好几扇门的大衣橱，里面挂的全是各种各样的旗袍和配旗袍用的各种短毛衣。妈妈在那样的集会场合，常常会朗诵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诗《毛主席在我们中间》。那首诗每一段的最后一句总是，‘他，就在我们中间。’妈妈喜欢朗诵这首诗，也朗诵得很好，是她的保留节目。大家都说她的朗诵很有感情。”灯灯说。

“她化妆吗？”我问。

“化妆。”灯灯说。

那么，在她的衣橱里，还会有粉饼那涩涩的香气落在各种颜色的旗袍上。丽丽鲜花店的老板娘说，那时她在夏天还是用细铅丝把白兰花穿成一个扇形，放在竹篮里卖给女人们。那么，上官云珠的旗袍上也会有白兰花的清香吧。到底穿旗袍的机会只是在演出的时候才有了，她会在大衣橱里放樟脑丸了吧，那种大大的、白色的含苯除虫丸子，用纱布包着的。到晒霉的七月，把它们统统拿出来，吊在阳台上晒，7月的熏风吹过，满家都是樟脑丸的味道。

“人们时兴把丈夫和妻子统称为爱人。不叫夫人、老公、贱内什么的了。不分男女，失去性别。有人说这样隐隐地表达了平等的意思，因为女人叫丈夫也是爱人了嘛。开始的时候老人有点不习惯，后来也就接受了。”魏绍昌老人说。

“还有紫雪糕卖吗？白雪公主牌的紫雪糕？”我问。那一年，大多数咖啡馆已经改造成了饮食店了，卖馄饨，阳春面，小笼包子，炸猪排，红汤，只是店堂里大多留着原来的高背火车座，坐在里面，仍旧有私密的感觉，但是，只闻到邻座的小馄饨汤里袅袅上升的小葱香。

舞厅改为评弹书场，或者旱冰场，教堂成为工厂的仓库、游泳池和羊毛衫厂的织衫车间。董竹君已经离开上海去了北京，刑满释放的吴嫣到上海郊区的青东农场干农活，而张爱玲已经离开上海，怀着对新生活的恐惧，终生漂流在海外。

这时，上官云珠已经是炉火纯青的好演员了，正在焦急等待着演戏的机会，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配角也行。的确，她再也没有机会出演一部电影的主角，要是有机会，也就是配角而已。“每次排练前，她就不讲话了，坐在一边严肃地准备角色，进入角色。排练中，即使走走地位，也动感情。排练完了，属于角色的情绪久久未能消失。”她的同事这样回忆说。然而，她参加拍摄的电影，《血碑》因为讲的是中农的故事而没能公映，《舞台姐妹》作为美化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批判放映，《早春二月》在放映时受到报纸点名批判。她仍旧积极要求进步，到农村去劳动，到工厂去慰问演出，可是，她仍旧是一个“资产阶级明星”。张春桥已经是掌管上海文艺宣传领域的共产党官员，张乐平在他用惯的大桌子上继续画着三毛，他的三毛在新社会过着幸福的生活，他带上了红领巾，还怀着远大的革命理想。程述尧在衡山电影院当领票员，他的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穿着蓝色的人民装，像个勤勉的小职员。而大儒熊十力不再大哭“学问没有人可传”，他已经绝望。他被忘记在上海像大海一样的屋子和人群里，听说，他在家里，穿着褪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已经败坏，在腰间束着一条麻绳，犹如贫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