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手指上有照相纸酸酸的气味。

然后他走回去，到黑箱子里再看看，接着从黑箱子里拿出一个连着箱子的橡皮球，捏在手里。他站在右面的灯下，脸上突然就露出了很夸张的笑。因为他怀才不遇的样子和他的倜傥，所以他突然笑的时候，你心里有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他对照相的人说：“来，笑一笑，高兴一点，来，笑，好了，笑！”于是大家就笑了。

要是你不笑，他就不高兴。他是一个真正的照相馆摄影师，不能容忍他手里拍出一张不笑的合家欢照片。

也许是我多心了，我感到了那张欢笑的合家欢里，在灯光阴影的笑容里，有什么别的东西，像在皮肤下的动脉血管那样跳动着。

我能看见在灯灯的笑容里，有着温和的妥协，是“既然你要我笑，我就笑吧”这样的妥协。那时，他是一个寄居在爷爷家的少年，他看到别的表哥表姐的衣服，在换季的时候，都是从大箱子里，和爸爸妈妈的衣服一起取出来。只有他，一年四季的衣服是一个人单独放一个柳条箱子，好像随时可以一提就走的。在一个大家庭里，他却有自己独用的脸盆，独用的毛巾。人人都对他客气，可他从那样的客气里知道，因为他们不是你的父母，所以才会这样的客气。他羡慕姐姐被妈妈痛骂，因为那是亲人才做得出来的事，因为她爱，所以她用不着客气。

上官云珠和姚姚都笑得用力，可姚姚用力笑的嘴唇让人能看出来，她到底还年轻，还不懂得怎样将一个笑容，像威尼斯的狂欢节面具那样完整地罩住整张脸。上官云珠则已经懂得了，她开始发胖的脸，真的像一个安宁端庄的慈母。而看她的眼睛，我总是觉得，那不是一对高兴的眼睛，虽然它们美丽地弯着。

那时，姚姚已经和她的工程师男友分手，上官云珠已经没有戏可演。姚姚已经入团，上官云珠已经不再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姚姚已经长大，她的命运已经让她感到了那严厉的脸色，与她的童年经历比较，好像仍然没有大的不同，和她没有关系的东西，拿走了她的爸爸，又拿走了她的男友，她已经改姓为韦，那是她妈妈的本姓，叫耀。这个字，我想是寄托了她妈妈的希望。她的大学学生证上，已经叫“韦耀”了，上官云珠已经开始老了，她的命运还是没有像她渴望的那样给她机会到达自己的理想，她是一个好演员，可是她没有遇到过一部真正让她发挥出自己才能的电影，一部也没有。她还在努力着，她还不知道，在她的乳房里，癌肿正在形成。每天，一个癌细胞会分化成八个，像渐渐向他们全家默默走来的危险一样，很快就会把他们完全吞噬，而且是以一种让人们觉得是他们咎由自取的姿态。此刻，他们都还不知道，都想努力让自己感到安全，除了灯灯，他们都抱着“事在人为”的世界观。那是上官云珠信守了一生的世界观。因此，姚姚拼命努力，要做一个红色青年，上官云珠拼命努力，要做一个能够上戏的红色演员。

而一个紧接一个的运动，像隆隆的雷声一样带着不寻常的雷暴来了。他们一定也听到了那些雷声，只是他们还不知道什么要来了。也不知道它要将像白衬衣那样单薄的保护撕去，要是说那白色的衬衣更像是投降的白旗的话，它也不会理睬，也不会怜悯，更不会放过他们。1965年的夏天，他们的笑颜和白色的衬衫，像巨石下的危卵那样泛着微光。也许是我多心了，我天天和他们的照片在一起，和他们的故事在一起，当他们在自己的命运里一天天往前走的时候，我站在四十年后的岁月边上，已经知道了他们将来的命运。也许，在他们和历史中间，只有我这么一个人，像元朝的曲里那个宋朝的鬼一样，朝天甩出一个悲怆的水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