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过去以后，我在一家台湾人开的日本式咖啡馆里见到了程钰先，他是姚姚的一个朋友。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但皱纹并不多，他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打哈欠时候会有的泪色，我看着他，我想起来别人的眼睛，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在几个月里，总是看着四十年代出生的人的眼睛，听他们说。他们的眼睛常常有这样淡淡的泪色，那是因为眼睛已经开始老了吗？在他们这一代人开始老了的时候，眼睛原来是这样的。他说：“姚姚常常让我为她放照片，从前她拍的照片已经找不到底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照片也丢了不少，她从人家那里借了照片来，年轻时代，我喜欢拍照和暗房技术，就为她的照片翻拍放大。她有时点着那时候的照片说，那是她最好的时候。”

“是具体什么时候？”我问。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吧，也是剪着短发，也是夏天。”程钰先说。

1965年的时候，她在奉贤乡下参加四清运动，直到6月才回学校上课。

9月，学校把全校学生分成十七个小分队，由青年教师带着，每周下工厂半天，边劳动，边参加艺术实践。这是向草原上到每个牧民点去演出的乌兰牧骑学习。姚姚跟着下工厂去了。

11月，全院开始在党委的号召下学习另一个雷锋式的忠诚战士王杰，那又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学习运动。学习他“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严冬般的寒冷”的精神。整个音乐学院的师生都参加了紧张的排练，12月，他们在上海音乐厅举行“歌唱王杰――师生创作音乐会”。姚姚所在的声乐系担任了音乐会的大合唱部分，演出了大合唱《一心为革命》。然后，他们又开始排练《焦裕禄之歌》，这也是一个大型合唱，有五部分组成。包括《迎困难立誓言》，《跟着书记千里走》，《风雪进柴门》，《改天换地战自然》和《红松岗前表壮志》。演出的时候，他们换上学校合唱队统一的演出服，浅色的绸子衬衫，深色的裙子，上面还留着在服装箱里压过的皱褶。音乐学院的礼堂门厅幽暗，散发着乐器的木头气味，高大的门敞开，能看到里面剧场墙上黄色的壁灯光，它们照亮了一排排木头扶手的座位，带着剧场那种充满了期待的昏暗和不安。四下里弦歌四散，小提琴在调音，小号在试音，后台的地板上拖满了电线，合唱队站上了木头楼梯，雪亮的灯光照亮了年轻的脸颊，它们像苹果一样发光。声乐系同学的嘴里，散发着一股子中药气味，那是他们在繁重的大合唱排练中，唱哑了嗓子，校医务室的医生们特地用

中药配了保喉汤给学生，他们嘴里的气味，就是保喉汤的气味。姚姚在演出的时候还和同学穿着演出服照相留影。

也许，这就是声乐系的两年级学生韦耀，在日后所感到的最好的日子吧。

1966年的5月就这样在《红松岗前表壮志》的歌声中到来了。

那一年我将要上小学一年级了，夏天的时候，我妈妈为我买了一个人造革的蓝色书包，虽然空空的，可也有了点人造革的重量，就像我心里对小学的期待，因为要开始当大孩子了！那个夏天我摔破了膝盖，每天傍晚洗澡，用水冲干净身上的肥皂时，都疼得大叫。我哥哥的回力牌球鞋放在大门边上的暗处，散发出类似浙江人家窗上吊着的大风肉的臭气，而他们很自豪自己的鞋子竟然能散发出那样强烈的气味，常常忍不住把球鞋端到鼻子前面去闻。我妈妈见到除了骂他们，还把我从走廊里拉开，说：“你不用看他们那些臭男孩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