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姚姚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学校里参加由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授意，由党委组织的对院长贺绿汀的批判。开始的时候，还去上课，只是每星期一、三、五的下午集中学习文化大革命文件。到5月下旬，就开始停课批判贺绿汀，不几天后，学生们在学校开了对贺绿汀的批斗大会，给那个瘦小的老人戴上了自己用白纸糊的高帽子，把他打扮成中国传说里的鬼。小小的校园里贴出了四千多份大字报，有三百多人的学校，在大字报上有一百十六个人被点名批判。

我爸爸妈妈难得回家来吃晚饭了，哥哥整天在学校里干革命，饭桌上只有我和照顾家的姑妈，我们就在厨房里的小桌上吃饭。四方形的煤气灶下的烤箱门开着，里面放着姑妈留的牛奶瓶上的厚纸，小线头，坏了的锅盖，姑妈不会用西式的烤箱，她就把它当成小柜子，姑息着我们家的蟑螂。远远的，我们听到马路上的高音喇叭响，那是学生开上街的宣传车，在车顶上装着大喇叭，叫着革命的口号。这样的车总是慢慢地在街上开过，它发出的声音充满了安静的房间和走廊。

姑妈不让我出门，她说：“女孩子看热闹就没有好事。我从来不看热闹，从小就不看，有人在街上围作一团的时候，我马上走到马路另一边去，连头都不回，连眼睛都转到另外一边去，一眼也不看。”

“你不懂。”我对姑妈说，我嫌她是吃素念佛，一辈子不出门工作的人，不懂外面的事，姑妈最凶的时候，也不过是在晚上到厨房里开灯，发现四下里逃散的蟑螂，她追着去踩死它们。其实我也不懂，远远的，我听不懂宣传车上到底叫着什么，那是从来没有进入过一个孩子和一个家庭妇女生活中的句子。

“应该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吧，那时候大家都叫这样的口号。”仲婉说，“音乐学院也乱了套啦，学生都停了课，许多教授都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判，我们当时的院长贺绿汀第一个被打倒，关在学校里不让回家。”

“应该还有革命歌曲吧，毛主席语录歌，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样的歌。”贺元元说。她是贺绿汀最小的女儿，那一年刚刚进音乐学院学小提琴，是十八岁圆脸的女孩子。她的父亲已经在学校里游斗，她和她的姐姐贺晓秋必须跟着学生参加父亲的批斗大会。到了喊口号的时候，她们也必须在众目睽睽下举起自己的手。“那时候，到处都能听到那种《大海航行靠舵手》。”

“说不定我小时候听到的宣传车，就是你们学校的红卫兵开出来的呢，我家离你们学校很近。”我说。

“可能啊，音乐学院那时候有一百四十一个战斗小组，除了我们这样的黑五类子女。”贺元元说，“我们只有听到这种声音心惊肉跳的份。”

“可能啊，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常常出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仲婉说。

“说不定你和姚姚正在车上呢。”我说。那时，我已经看到过她们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跳忠字舞的照片，后排那个戴眼镜的青年，就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唯一的指挥系学生桂未殊，他将手臂平举在胸前，迈着工字步，那是忠字舞的标准造型。可他的脸看上去却像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科学狂人。小时候，我常在街头看那样的忠字舞表演，跳舞的人，大都是从校园里来的学生。他们年轻的、喷红的脸上流着汗。他们的动作都很有力。当他们高高地抬起手臂时，可以看到他们腋下有一大块衣服，被汗水浸湿了。用木板搭起来的舞台在他们的脚下浮尘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