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要是你出门去，就像把一块肉放进动物园的狮虎山上一样。

也许是为了这样的缘故吧，离开了家门的姚姚参加了“红战友”，灯灯住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专门为游行和学校大批判栏画毛泽东画像。

他们俩就站在灯灯的学校门口说了一会话，在高音喇叭铿锵的音乐声里。

他们说到妈妈。

姚姚告诉弟弟，妈妈在上海被斗得很厉害，被打了。因为她是旧明星。还有，因为毛主席曾经单独接见过她。

“这不是光荣的事吗？”灯灯惊奇地问。姚姚他们千里迢迢到北京来，不也是想受到毛主席接见一次吗？

姚姚没有说话。

“她告诉你，她去电影厂贴了与你妈妈划清界限的大字报吗？”过了三十四年，我问灯灯，他已经是一个四十九岁的编辑了。

“没有。”

“她说妈妈被斗的时候表现出什么？担心？难过？”

“没有。”

“她告诉你她到北京干什么吗？”

“说是串联来了。”

“没有说是等毛主席的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没有。”

“她什么样子？”

“挺高兴的。好像很忙，说了一会就走了。”

姚姚没告诉仲婉自己去看过弟弟。

1967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标题为《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从批判姚克的《清宫秘史》开始，拉开了把国家主席刘少奇赶下台的序幕。在这篇的文章中，毛泽东发出了严厉的质问。姚克这个早已在解放前就离开大陆的鲁迅扶棺者，成了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著名反动文人。但是，在那一年，姚姚还挂着红袖章，听说，这是因为音乐学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姚姚在不会说话的时候就被姚克抛弃了，她是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上官云珠在电影厂里为了姚克被打得鲜血淋漓，但姚姚并没有被为难。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斗，被隔离，被关押，被开除出党。国家的大小官员也一并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清除出原来的权力位置。新的一轮抄家和划清界限，游斗和批斗，自杀和隔离又在这一个春天，在另外一些人中展开。

乱了一阵子，到1967年的秋天，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了。复课以后，上海音乐学院的课程表上，一共有五门课：毛泽东思想课，斗批改课，劳动课，每天五十分钟的军事体育课，还有专业课。但并没有人真正上课，大多数老师在牛棚里，身体虚弱的教授在强迫劳动中暴死在路上。大多数学生还在红色狂想之中。

随着干部被夺权和冲击，燕凯的家庭不再是红色的了，他的父亲作为“刘少奇在化工局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罢官和批斗，他的家在被抄了以后，又被造反派查封。燕凯曾带着弟弟妹妹，从窗子上爬进被造反派贴了封条的家里，去拿家里日常要用的东西出来用。桂未殊的父亲被扣上一个特务嫌疑的罪名，关进监狱。革命的风浪终于也席卷了无数中国的红色家庭。转眼之间，红色的他们，就也成了黑的。那时，舆论特地为他们这样的人在原来的黑五类子女后面加上两类，作为他们的位置。黑五类子女成为黑七类子女。但他们仍旧是“抗大战斗队”的元老，只是以更加决绝的姿态掩盖住自己的迷惑。我想大概还有恐惧的心情吧，曾经坚信自己是当然革命者的青年，一定会怕被革命突然当作异己，排除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