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姚倒下去，又坐了起来，因为她边上睡着一个从北方小城来的人，头发结在一起，散发出气味：“她一定有虱子！”姚姚推着仲婉。

“累死了，就将就一下吧。”仲婉说。

“不行啊。”姚姚推着仲婉，想要另外换一个地方。

到哪里去换呢，到处都挤满了人。而且这是嫌弃一个红卫兵脏。仲婉不愿意。“真娇气。”仲婉说她。

姚姚垂下眼帘，不再坚持了。

陌生的教室里，满是累得要死的年轻孩子，一夜睡得死去活来。肚子里有蛔虫的人磨牙的声音，熟睡的人打酣的声音，路上受了风寒的人咳嗽的声音，浸透了脚汗的回力牌球鞋散发出来的奇臭，北京深夜硬朗而干燥的气味，在每个人的睡梦里游荡。等仲婉早上醒来，看到姚姚还在原地坐着。她实在是睡不下去。“她就是这样的人！”仲婉说。

我笑，这才是姚姚呢。

她们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站的敞篷车慢慢开过来，被几十万人挤得满满的广场上，发出闷雷般的欢呼声。所有的人都在喊“毛主席万岁”，所有的声音都混在一起，红旗猎猎地在风中响着，一条条手臂像世界上最密集的森林，每只手上都握着一本小小的红塑料封面的书《毛主席语录》，那里面有许多段毛泽东的语录，当时的学生都能背诵，有的人甚至可以从最后一个字开始倒着背，也居然一字不漏。大多数人现在能脱口而出的已经不多，可大多数人还是记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一段。那时候，人们就常背诵这一段，大街小巷的大喇叭里也轰轰烈烈地唱着这一段，在那四处都涂满了红油漆的疯狂的生活中，人们经常要用到的，也是这一段。红书在秋天的阳光下挥舞着，“像一片红色的海洋。”1966年的记者这样形容，在世界上少有的大广场上，三十万条手臂握着红书，向天安门上挥舞着绿色军帽的人波浪般地倒伏过去，所有的孩子都激动得哭了。

“姚姚她，也哭了吗？”我问。

“哭！”仲婉说，“哭得要命。那时候是见到了毛主席啊，还能不高兴得直哭？连喊了什么都不记得，就把嗓子全都喊哑了。真的幸福得可以死掉。”

她们都是受过专业声乐训练的人，那时能把嗓子喊哑了，这是用了什么样的感情和什么样的力气呀。仲婉紧接着就生了猩红热，在北京发高烧，由姚姚照顾着。

姚姚借着去北京各大学看大字报的空，独自去看了灯灯。从贴满了大字报和毛泽东像的育英学校走廊里出来，灯灯已经是一个饱读祖父家藏书而沉默不语的十五岁少年。他在祖父家被客客气气地照顾着长大，暑假时看到妈妈用耳光管教高中时恋爱的姐姐，心里反而有些羡慕。灯灯那时也主动要求住在学校里，画毛主席像，写大标语，参加歌咏队唱《红卫兵之歌》，他也不愿意回家。

“家里太压抑了，我爷爷家也受到一点冲击，因为是旧式家庭嘛，但也抄得很厉害，四合院里撒得满地的箱子和衣服。就是这样，我不愿意在家里住，只要有可能，就想要离开。那就是为了逃避，逃避家里的状况。所以，我能理解姐姐。”他说。

还有一点阴森森的感觉吧，我也想起了自己的家里。小时候。父母只有在家里用不着扮一张虚心而自尊的笑脸。阳台门的对面，就贴着一幅大标语，爸爸的名字在上面，名字上划着红色的大叉，所以一家人都尽量不去阳台。爸爸是坚韧的，紧张的，竭力想要平衡自己，妈妈是惊慌的，怨怼的，但是他们都已经是惊弓之鸟。一般他们并不多说话，在他们不说话的时候，家里的一切声音他们都会烦。要是他们说话，他们就轻轻的，避开孩子，远远的，只能看到他们尽量平静的脸，但不包括他们的眼神。在那样的家里，孩子是一个在刑场上陪绑的人，你站在一边，子弹并没有打到你，可是你的心已经跳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