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跟在电车后面缓缓移动的脚踏三轮车，穿街过巷，把我和外婆带入了一座幽深的院落。沿墙几株高大的苦楝树，浓荫遮天。淡紫色的木槿花儿开得正旺，绿油油的冬青木修剪得整整齐齐。隔着一座枝繁叶茂的葡萄架，我看见了一横一竖，两座四层高的红砖楼房。

门房里走出一位鬓发斑白的老人，看着外婆，露出惊讶的神色。“……您找她呀？她早不在这儿啦！走了一年多了！怎么？您不知道吗？”

外婆拉着我的手猛地捏紧了。侧头瞧瞧已经西斜的日影，她把沉重的包袱重又背上肩头。

下一个飘入记忆的画面，是月光下一望无际的稻田。我们下了长途车，跌跌撞撞，穿行于田间小径。空气中弥漫着稻花与泥土的馨香，沟渠里回荡着聒耳的蛙鸣。

那夜的路，似乎特别长，总是走不到头。我累了，蹲在小路上，不肯再挪动一步。外婆拐着小脚，背着大包袱，跨上一座架在水沟上的简陋的木板桥，向远处田野里的灯火眺望。“乖，来看哪，快到了！”

夜幕掩盖下的田野里，影影绰绰排列着几溜土坯房。灯光从敞开的门窗里射出诱人的温馨。端着脸盆毛巾出出进进往四下里哗哗泼水的人们，打破了这蛙鸣之夜的静谧和谐。

一个女人慌慌张张地朝我们走过来。她身材高挑，留齐耳短发，裤腿挽到膝上，光脚穿双泥巴胶鞋。

“哎呀！妈！您怎么来了？……啊，还带着她！”

外婆用沉默迎接着那女人嘴中发出的一连串惊讶……

实在是困乏了。在一间装满铁锨和镐头的小房间里，我很快便在一张狭窄的木板床上坠入梦乡。

啪！啪！不知何时，手掌拍击蚊子的声音，又将我惊醒。黑暗中，身边传来竭力压低的谈话声。

“……右派？我知道。听收音机里说了好久了。怎么，你也是……”这是外婆沉稳的声音。“你现在，就是人家说的，什么劳改吧？”

“妈，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高个子的陌生女人急切地反驳。她的声音清脆悦耳。“我们又不是阶级敌人。他们才叫劳改呢！我们，是劳动锻炼！这可不能相提并论！”

“管它叫什么呢！你该给我写个信哪！把我们都蒙在鼓里……虞诚呢？他那里怎样？”

女人叹口气，沉默了片刻，才说：“最近，部里有个苏联援建的重要工程，突然不让他参加了，他还是留苏回国的呢！唉，党员，干部，又是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他没离婚，压力实在太大……其实，我也不想连累他，可儿子还那么小……我再三求他，让他给我个机会，好好锻炼，改正错误……他算是勉强答应了。妈，你也不想想，我现在这个样子，多为难哪！怎么能再留下她呢？我没办法，只能把她送人！我有个同事，人很好，但不能生育……”

“雯！”外婆打断了她的话，“什么时候，你变得这样没志气了？再难，也得挺直腰杆做人……”

不明白她们说的是什么。困意浓浓中，我又合眼睡去。

多年后，一个风和日丽的夏日傍晚，妈妈已经浑浊的目光，凝视着落日余晖映照下碎金般迷离的湖水，声音平板地叙述起当年。

她曾想把我送进京城里的寄托幼儿园。然而那个年月，一封单位出具的介绍信就让她碰了壁。“兹有我单位右派分子杨雯……”字字似锐利的钢针，刺着她高傲敏感的心尖。她双手颤抖着，将介绍信揉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