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胡同里面的这个家没多久，我就开始上幼儿园了。第一次被送去的时候，我看着满满一院子的陌生人吓得要死，挣扎着要?母亲一起回家去。母亲劝说了半天，关上幼儿园的大门走了。我愣了一会儿，又哭喊着冲上去拼命敲打大门。老师在边上笑着安慰我，有几个小朋友好心来拉我说话，结果被我又推又搡，撕扯中有一个叫骆庆军的瘦小孩子被我失手打中了脑袋。肯定是因为内疚，这个后来跟我并无深交的小朋友的名字到今天我还记得。

在幼儿园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中途觉得有了尿意就很自然地站起来往外走。老师叫住我问明了原因之后，告诉我以后类似的事情一定要举手请示，征得老师同意方能出去。虽然作为孩子的我在家也免不了被父母甚至哥哥姐姐管教，但不知道为?么，我总觉得这件事是我对人生注定失去的那部分自由的最初体验。

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应该是我这辈子的第一个老师，她是个漂亮的上海女知青。我还能记起她的第一个原因是她长得漂亮，另一个原因是她糟糕的人品。她大概是让我意识到“生命是残酷的”这一事实的第一个人了。

我到了这个幼儿园的第二年，有一次，好像是儿童节，县里搞一个什么儿童活动，所有的孩子都要带着两把花到一个大操场走队列去。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所谓的两把花就是两根有分叉的枯树枝，上面贴上大致剪成花瓣形状的彩色纸片，通常由孩子家?负责手工解决。母亲在食品公司工作，它的隔壁是一家殡仪馆。母亲和在殡仪馆工作的那些阿姨们都很熟，所以在参加那次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两把巨帅无比的、专业化程度极高的假花。这假花甚至有纤细精致的花蕊。可想而知，第二天我是横着膀子晃进幼儿园的。在我接受了所有孩子的恭维之后，漂亮女知青老师宣布，大家要把假花都堆放到教室前面的台子上，然后到自己的座位就座。等老师宣布完活动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之后，她又说：“大家走到前面随便拿两把花，不用拿自己带来的，抓紧时间到操场集合。”到了操场集合的时候，我看到那两把该幼禮园历史上最牛的假花刚好拿在上海女知青的女儿的手里，那时候我已经会说刻薄话了（如果不是生下来就会的话），一时没忍住，就说了些“真巧啊”、“咦，你说怎么就那么巧？”、“这事儿要我说啊，简直要活活巧死了”之类的讽刺话。在大家笑得都很开心的时候，我被上海女知青叫到屋子里声色俱厉地训了十几分钟，最后被告知不用参加这次活动了。在接下来的“叫你妈妈来一趟”的活动中，我被描绘成了一个“思想特别复杂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