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布什亚家辞工已经一个月了，到底有没有找工作啊？”妈下午一回家就这样问，这话已经是老调重弹了，“如果你整天闲晃，那当初还念什么大学？噢，如果你不顾自己的老妈妈，也帮昌比想想吧？如果你不去赚钱，我要怎么让昌比嫁人？神啊，为什么要让我生个废物？”

我看着妈笑了，“我正要告诉你好消息呢！我找到新工作了，在MG路上一家纸箱工厂当营运经理，月薪一万卢比。”

“一万？”妈的眼睛瞪得老大，用严肃的表情看着我，“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对老爸发誓自己句句属实。”我一本正经地说。

“湿婆神保佑……湿婆神显灵啊！”妈抬头对天答谢，一下子又冲回庙里。大概是跑去请大家吃甜点，分享我的福气吧！

昌比很不高兴，“你怎么能撒这么大的谎？我真可怜以后要嫁给你的人。”

“一个撒谎的百万富翁，总比一个诚实的乞丐好吧？”我咧嘴一笑。

一个年轻女人来访问昌比，这小妞穿着牛仔裤和一件印花上衣，长得不赖，短头发、褐色眼珠。她叫做南蒂塔 米什拉，自称是个纪录片导演。

“目前我在拍一部以‘波帕尔毒气惨案’为主题的片子，目的在记录悲剧发生后二十五年的情况，我是来拍昌比 波帕立的。”她边说明边把脚架架好。

昌比马上走进厨房，用水洗洗脸，在头上别朵花，再转身面向摄影机。昌比已经很习惯接受采访了，话里不时出现“污染”、“阴谋”和“赔偿”这几个字眼。

拍完昌比以后，这女人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你认不认识住在桑杰 甘地贫民窟的人？”

“干嘛？像你这样的人想在里面做什么？”

“我下一部纪录片要拍贫民窟的生活。大概是像《 早安！孟买 》① 那种风格，不过还要更激烈、更写实一点。一般人看贫民窟都隔了一段距离，坐在火车上或车子里，只是从外面朝里头观望，可是真能踏进贫民窟的有多少？我的纪录片就是要让观众体验第一手的贫民窟生活。”

“小姐，贫民窟不是观光景点好不好？”我不客气地嘲弄，“想体验贫民窟的生活，得生在贫民窟才行！”

她眼神锐利地看着我，“说得真好，能不能在镜头前面重复一次？”

因此，我也准备接受这辈子第一个采访，发表我对桑杰 甘地贫民窟的看法。这个主题我太熟了，从三岁开始，贫民窟就是我的游乐场。我对贫民窟的生活有很多观察和看法：一个六口之家要怎么挤在八英尺乘八英尺的窄小空间里；在众目暌睽之下，一个女孩子要怎么在公用水龙头下当着数百人洗澡而不走光；夫妇要怎么隐秘地办事才不会被偷看；堂堂大男人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排成一排在火车轨道旁拉屎，跟田里的水牛差不了多少；穷人生孩子像蚊子一样多，活得却像野狗一样惨。有钱人的狗说不定都睡在英国造的邓禄普床垫上，还有蚊帐挡蚊子呢！

我应该在镜头前发表这一席长篇大论的，可是看到镜头我就结巴起来，半句话都说不好。南蒂塔 米什拉试着要给我提示，可是我嘴里的话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最后她终于放弃，开始收拾摄影器材。

等她离开以后，我对自己生闷气：到底是因为眼前的摄影机，还是床垫下的公文包，才让我结结巴巴？难道因为我现在有钱了，大脑就没办法像贫民窟的人一样思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