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娜特?萨默尔看起来很不错。这位钟爱大头菜的病人刚刚梳好了头发，在脸上涂上一抹新的腮红，嘴唇上也涂了唇彩——粉红色的，就像上午的一六。她身上穿着一件新的红色的短袖上衣。她已经很多年没有买过新衣服了。买来干吗呢？她的上衣、裙子、裤子是两年前还是二十年前买的，谁又会在意呢？除非要去超市或者面包房，她几乎不会走出公寓半步。除了她的孩子们，也没有人会来登门造访。唯一会按她家门铃的就只剩下邮递员了——他也很少来了。她就这样把自己跟外界隔绝开来，习惯了孤独的生活。她的虚荣心就这样被一点点磨灭掉，找不到任何理由或是为了任何人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来到病所的第三天，她却突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交给了女儿一项任务：“乌尔里琪，我想让你去给?买几件新上衣，要好看的、颜色鲜艳的，不要廉价货！”

那种从声音当中透出的严厉，乌尔里琪再熟悉不过了。她试着不去理会它，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解她母亲的行为上。母亲永远使用这种口吻来证明自己的威严，当乌尔里琪还是孩子的时候便对这句话产生了条件反射。“她从很早开始便教我学会自立。我是幼儿园小朋友中第一个能自己系鞋带的。十岁时，我就知道，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上的独立，而且永远要听妈妈的话。但是现在母亲一生病，我们的角色突然调换了过来，她现在失去了对我的控制，凡事都要听我的。”

这样去想?话，乌尔里琪?萨默尔便会更能理解和体谅她的母亲。如今已经52岁的她不想再去计较过往，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了，但是可以忘记！从前母女因为矛盾而荒废掉了许多共处时间，如今越来越少的共处时间让她们觉得异常珍贵。

尽管努力想要忘记，但是乌尔里琪?萨默尔还是想起了一些事——她的吉他！当时她16岁，想要学吉他。但是她的母亲却以“没有钱买这种消遣的玩意儿”为由，将她的梦想扼杀在了摇篮里。“她严厉地提醒我说，我不能浪费时间，而应该把精力都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学业，只有这样我才会有前途。玩音乐是赚?来钱的。”

但是，乌尔里琪并不甘心就这么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她私下找了份兼职，想用自己赚来的钱实现自己的愿望。辛辛苦苦存了几个月的钱之后，她给自己买了把二手的吉他。然而每当她坐在屋子里练习的时候，母亲都会在五分钟之内走进来。“她总能想到阻止我弹琴的理由。我要不就是得马上去厨房帮忙，要不就是清洁客厅的地毯，要不就是下去倒垃圾，要不就是别的没完没了的借口。她就是不想让我弹琴。”除了这样的捣乱，乌尔里琪还要随时随地承受着母亲的责备：你应该把钱花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东西上，比如买一条新的连裤袜。

?现在，当她给她母亲买上衣的时候，她似乎找到了平衡。就像当初阻挠她弹吉他一样，母亲也一直在克制自己对那些能够提高生活质量的美好事物的向往。“在去给她买衣服的路上，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她对自己的幸福完全不在意呢？她的退休金并不少，她明明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没必要精打细算到每一分钱。我每次向她提议说：‘走吧，妈妈，咱去城里逛逛吧！’她几乎每次都是拒绝。她好像要拒绝每一件能使她开心的事。晚上去剧院？不去，天黑了之后就不应该再出去瞎转悠了，坐出租车去就相当于把钱扔水里了。她总能找到?由来回避各种新鲜事物。放松地靠在椅背上说：‘好，这个我有兴趣。’对她来说却没那么容易。”

“她常常要一个人面对生活，我觉得很心疼。在50年代初，她还是个年轻的姑娘，当时她在瑞典南部工作。在我小的时候曾经听过她讲瑞典语，讲得非常好。有时她也会给我们讲一讲当时的经历，那一定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在她70岁生日时我提出要带她重游故地。我想休几天假，然后带着她从汉堡出发，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回到当时她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母亲显得非常高兴，说：‘好主意！’但是随着计划出发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她的反对意见也越来越?烈：长途旅行、舟车劳顿、天气不好……最终她还是反悔了。”

女儿送她的每个礼物——不论是一部CD机，一本新的世界地图册（因为她对地理很感兴趣），还是一盒糖果——都会遭到她婉转的拒绝。所以这次乌尔里琪?萨默尔对于要给母亲买上衣的任务便更加上心。她觉得这是她的机会。终于能有一次她可以满足母亲的愿望了。她逛了很多商场，最终买下了最高级的马海毛上衣：一件红色的、一件青绿色的，还买了一件暖橘色的夹克。

回到病所，她小心翼翼的打开每件“宝贝”，心里忐忑不安。但是她的不安却是多余的，母亲出乎意料地表现得很兴奋，愉快的表情都写在了脸上：“这些衣服太漂亮了！”她肯定地说，然后用手轻轻抚摸着这些价值不菲、柔软的上衣。在这个时刻，乌尔里琪几乎跟母亲同样激动。然而一想到她们的时间不多了，她愉快的心情便立刻被深深的悲伤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