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部分时间我不说什么。一个知识分子在一个巨人面前能说什么呢 我听他讲述关于他，那在奥林匹斯的乡村、那里的雪和狐狸、保加利亚的游击队、圣索非亚、褐煤、白云石、女人、上帝、爱国行动和死亡；而忽然间，当他感到冲动而词不达意时，他就蹦起来，在粗糙的海滩石子上跳舞。

他年纪大，瘦骨嶙峋，腰杆笔挺，头向后仰，一双圆圆的鸟儿眼睛。他跳舞，尖声叫喊，用他的大脚砸着岸边，海水溅到我脸上。

我一听见他的声音，更确切地说他的叫喊，我就感到生活有了意义，我就感到要把自己投入生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限于观察，像个吸鸦片的人似的靠纸和笔进行活动)。到了午夜，我就看见左巴跳舞，像一匹奔马般嘶鸣，呼唤我跳起来，跳出节制习惯的舒适躯壳，和他一起踏上远大的征程。但我仍然停止不动，只是颤抖。我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感到自惭形秽，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敢涉足于疯狂的最高形式，也就是生活实质所要求的行动。但是，我从来没有像在左巴面前感到惭愧得那么厉害。

一天拂晓，我们分手了。我出国又是为了那不可救药的浮土德式的求知病。他往北去，到了塞尔维亚，靠近斯科普里的一座山里。据说他在那里发现一个丰富的白云石矿脉。他得到一些富人的资助，购置器材，招募工人，挖掘坑道，爆破山石，修筑道路，引水入山，建造房屋。他老当益壮，娶了一个名叫柳芭的美貌妻子，还添了一个孩子。

一天在柏林，我接到一封电报：“我发现一块最美的绿宝石，速来。左巴。”那正是德国遇到大饥荒的时候。马克贬值，顾客需要拿上一袋子百万计的马克才能买到一点东西。进饭馆吃饭就要把纸币塞得满满的皮夹子掏空付账。最后，一枚邮票面值一千万马克的日子终于到来。

饥寒交迫、衣衫褴褛、敝履穿孔，德国人的双颊由红润变灰黄。

秋风吹过大地，人像落叶般倒毙街头。人们惯于给孩子一小块橡皮咀嚼，好让他们一时忘却饥饿，停止哭号。警察在桥头巡逻以防止母亲们抱着孩子一起投河。

冬日严寒，大雪纷飞。住在邻近房间的一位汉学教授用远东练功的方法取暖。他手执毛笔，高悬手腕，与胸部形成三角，抄写中国古诗或孔夫子的箴言。他常对我说，这样可以在几分钟内使腋窝出汗，温暖全身。

我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日子里接到左巴发来的电报。开始我很生气。千百万人因为得不到一块面包来支撑他们的灵魂和肉体在蒙受屈辱，而这里的一封电报却邀请我作千里之行去看一块美丽的绿宝石。让美见鬼去，我心里说，美是没有心肠的，不关心人间的苦难。但忽然间，我大吃一惊，我的怒气消了，害怕起来，我觉得左巴的野蛮叫声得到了另一个存在于我内心中的野蛮叫声的响应。我内心的一只猛禽振起翅膀，就要起飞。可是我没有离去。我又是不敢。我没有乘上火车。我没有听从我内，心中生气勃勃的超凡的呼叫。我没有做出一个不理智的勇敢行动。我听从了理智的冷静而，慎重的平凡声音。我拿起笔来写信向他解释……他在回信里说：“很遗憾，老板，可你是个知识分子。可怜的家伙，你本来也可以有机会一辈子才能看到一回这美丽的绿宝石的，可是你看不到了。上帝啊，当我没有事的时候，我就常纳闷儿：有地狱还是没有地狱呢 可是昨天接到你的信我就说：‘对知识分子来说，肯定有地狱。’”

我的记忆在活动，一幕幕往事呈现在眼前。让我们把左巴的故事从头说起吧。就像五颜六色的鱼在夏季清澈海水中游过似的这个宝贵时刻，与他联系着的最有意义的事在，心中闪烁。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在我心中消逝。左巴接触过的任何东西都似乎变成不朽。然而这些日子里，我忽然感到焦虑不安。从我得到他的最后消息到如今已经两年。现在他已有七十多岁，可能在危险中。他准在危险中!不然的话，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意外地感到急迫需要整理出来关于他是怎样一个人，回忆他对我说过的话和他的所作所为，把一切捕捉住，固定在纸上。我仿佛要驱除死神，驱除他的死神。这，恐怕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追悼会。

一切历历在目，都是追悼会上所见到的。托盘上放着一个祭灵麦饼，饼上洒着厚厚的一层糖，用桂皮摆成的名字――阿历西斯?左巴。我注视这个名字，而在认出这名字之前，克里特的湛蓝海水汹涌高涨，冲进我的心田。话语、笑声、跳舞、酒醉时的欢闹、忧虑，灯下闲谈，一双温情又轻蔑的、圆圆的眼睛仿佛每一时刻都既向我表示欢迎又向我告别。当我看见那华丽的祭品时，又想起其他的形象。从一开始而事实上与我的意愿相违的是，另一个影子和左巴的影子纠缠在一起。这是一个不期而遇的、被吻过成千上万次的、浓妆艳抹的堕落女人。我们在面对利比亚的一个克里特沙滩上碰见了她。

人的心就像一个封闭的血坑，一旦打开，所有挤在我们周围的饥渴的、忧伤的影子，都跑来吸血，以求再生。它们跑来喝我的血，因为它们知道不会有其他的复活机会。今天左巴大跨步走在别人前头，把其他影子甩在一边，因为他知道今天的追悼会是为他举行的。

让我们给他一点我们的血。让我们尽一切可能使这个不可思议的爱吃爱喝的人＼工人、女人的情人和流浪汉能够活得长一些。他是我一生中认识到的一个最伟大的心灵、最坚实的躯体、最自由的呼声。

尼科斯·卡赞扎基